第三章 功利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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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未完待续。。)
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