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冗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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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养兵百万，平均三四十人就要养一个兵，这三四十人中，若扣去无力劳作的老弱，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冗兵已经成为大宋最严重的弊病，每年军费支出占去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去年由于战争，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八千多万贯，这个数字已当于明朝近二十年的税收总和。
对于冗兵这个弊政，自仁宗朝开始，一批批大臣就相继上书请求朝裁军。可以说裁军呼声一直没有断过。
大宋有三冗：冗官、冗费、冗兵。
与冗兵相比，冗官和冗费的拖累就小得多了。而且经过元丰改制之后，裁撤合并了不少衙门，冗官、冗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现在困扰大宋的，主要还是冗兵问题。
罗城再次提出裁军，顿时在朝堂掀起热烈的讨论；
绍圣皇后让大家各抒己见，殿前司都指挥使李克史便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我朝养兵百万，实为不得已，东京周边无险隘可守，契丹{一但攻克三关，便可长驱直入，兵临东京；
西夏更是心腹之患，屡屡侵犯关中，凡此种种，非镇以重兵，不足以震慑敌胆，裁军之议由来以久，然数十年未决，皆因诸多顾虑，为社稷之安危，为国祚之延续，臣以为裁军当慎之又慎。”
李克史的话等于是直接反对裁军了，他列举的这些理由。确实也是大宋需要顾虑的方地。
礼部尚书范纯仁接着出班奏道：“如今大宋很多田地荒芜，耕者稀少，赋税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因养兵过多之故；
朝议此事，多说是为了防备契丹。然而契丹国势已大不如前，我朝自不必再养百万大军以备；
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
昔年汉武帝举兵使天下穷困，是为了征匈奴空漠北，如今我大宋不用兵而养兵百万，同样使得天下民生困苦。何苦而为是乎？”
范纯仁是个正直的人，他支持裁军绝不是附和蔡京这些革新派，而是他同样认为冗兵这项弊政已到了不得处理的时候，否则大宋岁入再多，也不够用来填这无底洞。
枢密院副使潘锐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臣以为淘汰过多。人情必然惶惑，士卒难免要起怨怼，虽然国家承平，纪纲素张，但也不得不防；
若诏令一下。立即全部淘汰，万一别有用心之人散布谣言，煽惑百姓，恐有叛乱发生，则天下必将震动；
到时朝廷为安抚军心，只能收还淘汰者，而朝廷会因此大失威信，今后再难号令这些骄兵。若是强硬推行，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之兵，至张彦之乱，此事可为前车之鉴也。”
中书舍人林希接着出班道：“几十年来，除了西北之兵，大部分士卒未曾闻金鼓、识战阵，无所是事而饱于衣食，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
如今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拿，禁兵分发口粮，自己不背而雇人帮背，骄惰如此，怎能指望他们流汗流血保家卫国？不过是白白耗费国用。”
刑部尚书何世宽接着说道：“我大宋一遇凶岁，则州郡官吏便以尺度量民之长大，壮健者便招募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则招募为厢兵，官吏招得人多者有赏，百姓因灾荒难度争相应募；
故一遇凶岁，则留作农耕之人只剩下一些老弱。朝廷说是不收青壮为兵恐之为盗，岂知招募为兵固然使他们一时不至于落草为寇，却使得他们终生骄惰而空耗国币；
自古以来，都是壮健者负责耕作，而老弱者安享闲适，我大宋却刚好相反，今壮健之人招募为兵后任其无所是事，而老弱者却要担当耕作，简直是岂有此理！”
朝堂上的争论可谓是越来越激烈，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冗兵问题困扰大宋近百年，一直没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人对此深恶痛绝。
何世宽提到一点，那就是灾荒之年招募青壮为兵是防止其叛乱，这一点在立国初期应该说是适用的，如今大宋国祚已稳，根本无须再这么做；
试想不招募这么多兵，只保留四到五十万兵力的话，朝廷每年就能节省至少三千万贯开支，哪怕每年只用节省下来的十分之一备灾，即便遇上再大的灾年，朝廷也一样有能力赈济，让灾民安然度过灾年。
当初王安石变法之中，有多条新法便是冲着军事方面制定的，对冗兵问题也动过刀子，成效也相当显著；
平治年间大宋有一百一十六万军队，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把军队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元丰年间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可惜到了元佑初年，新法被司马光全部费除，王安石的军事改革还没有最终成形便告夭折，加上元佑年间黄河时常泛滥成灾、西夏年年大举入侵，这都使得军队人数再次急剧增加，如今又达到了一百来万。
轮到尚书左丞李清臣出班，只见他凛然说道：“自古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汤蹈火，如今厢兵与禁兵，有司不敢役，迫不得已暂用之，则谓之借用。那些兵将相互转告说，是官吏央求于我们，而调兵的公文也称为请求；
夫赏赐者是为酬劳也，如今每逢大礼，无功劳而加以赏赐，三年而一遍，所费**百万，有司不敢有丝毫拖延；
士兵得赏，不以无功而受禄感到惭愧，反而嫌赏赐得少，比较赏赐的好与差，稍有不如意，则持戈而呼，聚众闹事，威胁天子派遣的命吏；
无事之时尚且如此，可见有多骄横，士兵之所以敢于如此骄横，皆因御之不得术，而法制不立也！
五代之乱，由此而生。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人，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
这些君主难道都很愚蠢吗？其心又岂盼祸乱而不欲长治久安？实不得已也；
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伺，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居之；
其君天下者，大都得国未久，威德未治，是以不得不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兵将不为所用，如何还敢制之？
今大宋立国一百多年，外平僭乱，无敢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立国不可谓不久，天下不可谓不广；
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岂能适用万世，必定日益丛杂，若是一切苟且放任，不图改良，则与五代有何差异？因此，臣以为，即便整军有所震动，也需强力施为，不可苟且求安！”
李清臣的话掷地有声，按他的意思，那就是裁军即使会引起一些动荡，也要不惜代价施行下去，否则不等别人来攻打，恐怕就自己就会被拖垮了。
这场朝议，支持裁撤冗兵，整顿军队的人谁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的理由，以证明已到不得不对冗兵动刀的时候了。
而反对的人，最要是担心骄兵不可制，一但大量裁撤会引起激变。
但事实上这种担心却有些杞人忧天，这是典型的文人心态，凡事总是思前顾后，怕这怕那，不敢去实行。
当年王安石开始裁军时，司马光、韩琦、文彦博一个二个跳出来反对，理由也是担心裁军会引起激变，同时使得国防空虚；
但结果如何，王安石硬是把一百多万军队裁去一半，被裁掉的超过五十万人，你见谁敢叛乱了？
国防空虚那更是笑话，王韶熙河开边，打得轰轰隆隆，章敦横扫荆湖，使蛮人至今服服帖帖，神宗五路伐夏，虽然功亏一篑，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兵力少，战力差；
五路伐夏失败，只能说是天不佑大宋，王韶病故太早，神宗失去了最理想的伐夏主帅，没有理想的伐夏主帅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回头看看，王安石裁去了五十万大军，大宋不但没有发生叛乱，国防更没有变得空虚，反而增强了军队战力，一翻厉兵秣马之后，极力向外拓展着生存空间。
现在李克史等人又拾起当初韩琦那些人的老调反对裁军，着实让人无语。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仿佛永远也绕不开那个怪圈，一次次陷入同样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家，只是缺少能把思想付诸于实践的人。
这场议论章敦没有发言，杨逸更是如老僧入定，事实上，这次在朝会上抛出这个议题，只是试试水，看看各个大臣的反应。
现在基本摸清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真正要解决问题，绝对不能在朝会上这么漫无边际的讨论，这样根本争不出个结果来。
特别是裁军这种敏感问题，最好是由高层拟定详细方案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彻下去。
就象当初的王安石，有神宗皇帝的绝对信任和支持，裁军这种看似困难的事，最终却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就完成了。
大宋养兵百万，平均三四十人就要养一个兵，这三四十人中，若扣去无力劳作的老弱，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冗兵已经成为大宋最严重的弊病，每年军费支出占去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去年由于战争，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八千多万贯，这个数字已当于明朝近二十年的税收总和。
对于冗兵这个弊政，自仁宗朝开始，一批批大臣就相继上书请求朝裁军。可以说裁军呼声一直没有断过。
大宋有三冗：冗官、冗费、冗兵。
与冗兵相比，冗官和冗费的拖累就小得多了。而且经过元丰改制之后，裁撤合并了不少衙门，冗官、冗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现在困扰大宋的，主要还是冗兵问题。
罗城再次提出裁军，顿时在朝堂掀起热烈的讨论；
绍圣皇后让大家各抒己见，殿前司都指挥使李克史便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我朝养兵百万，实为不得已，东京周边无险隘可守，契丹{一但攻克三关，便可长驱直入，兵临东京；
西夏更是心腹之患，屡屡侵犯关中，凡此种种，非镇以重兵，不足以震慑敌胆，裁军之议由来以久，然数十年未决，皆因诸多顾虑，为社稷之安危，为国祚之延续，臣以为裁军当慎之又慎。”
李克史的话等于是直接反对裁军了，他列举的这些理由。确实也是大宋需要顾虑的方地。
礼部尚书范纯仁接着出班奏道：“如今大宋很多田地荒芜，耕者稀少，赋税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因养兵过多之故；
朝议此事，多说是为了防备契丹。然而契丹国势已大不如前，我朝自不必再养百万大军以备；
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
昔年汉武帝举兵使天下穷困，是为了征匈奴空漠北，如今我大宋不用兵而养兵百万，同样使得天下民生困苦。何苦而为是乎？”
范纯仁是个正直的人，他支持裁军绝不是附和蔡京这些革新派，而是他同样认为冗兵这项弊政已到了不得处理的时候，否则大宋岁入再多，也不够用来填这无底洞。
枢密院副使潘锐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臣以为淘汰过多。人情必然惶惑，士卒难免要起怨怼，虽然国家承平，纪纲素张，但也不得不防；
若诏令一下。立即全部淘汰，万一别有用心之人散布谣言，煽惑百姓，恐有叛乱发生，则天下必将震动；
到时朝廷为安抚军心，只能收还淘汰者，而朝廷会因此大失威信，今后再难号令这些骄兵。若是强硬推行，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之兵，至张彦之乱，此事可为前车之鉴也。”
中书舍人林希接着出班道：“几十年来，除了西北之兵，大部分士卒未曾闻金鼓、识战阵，无所是事而饱于衣食，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
如今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拿，禁兵分发口粮，自己不背而雇人帮背，骄惰如此，怎能指望他们流汗流血保家卫国？不过是白白耗费国用。”
刑部尚书何世宽接着说道：“我大宋一遇凶岁，则州郡官吏便以尺度量民之长大，壮健者便招募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则招募为厢兵，官吏招得人多者有赏，百姓因灾荒难度争相应募；
故一遇凶岁，则留作农耕之人只剩下一些老弱。朝廷说是不收青壮为兵恐之为盗，岂知招募为兵固然使他们一时不至于落草为寇，却使得他们终生骄惰而空耗国币；
自古以来，都是壮健者负责耕作，而老弱者安享闲适，我大宋却刚好相反，今壮健之人招募为兵后任其无所是事，而老弱者却要担当耕作，简直是岂有此理！”
朝堂上的争论可谓是越来越激烈，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冗兵问题困扰大宋近百年，一直没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人对此深恶痛绝。
何世宽提到一点，那就是灾荒之年招募青壮为兵是防止其叛乱，这一点在立国初期应该说是适用的，如今大宋国祚已稳，根本无须再这么做；
试想不招募这么多兵，只保留四到五十万兵力的话，朝廷每年就能节省至少三千万贯开支，哪怕每年只用节省下来的十分之一备灾，即便遇上再大的灾年，朝廷也一样有能力赈济，让灾民安然度过灾年。
当初王安石变法之中，有多条新法便是冲着军事方面制定的，对冗兵问题也动过刀子，成效也相当显著；
平治年间大宋有一百一十六万军队，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把军队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元丰年间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可惜到了元佑初年，新法被司马光全部费除，王安石的军事改革还没有最终成形便告夭折，加上元佑年间黄河时常泛滥成灾、西夏年年大举入侵，这都使得军队人数再次急剧增加，如今又达到了一百来万。
轮到尚书左丞李清臣出班，只见他凛然说道：“自古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汤蹈火，如今厢兵与禁兵，有司不敢役，迫不得已暂用之，则谓之借用。那些兵将相互转告说，是官吏央求于我们，而调兵的公文也称为请求；
夫赏赐者是为酬劳也，如今每逢大礼，无功劳而加以赏赐，三年而一遍，所费**百万，有司不敢有丝毫拖延；
士兵得赏，不以无功而受禄感到惭愧，反而嫌赏赐得少，比较赏赐的好与差，稍有不如意，则持戈而呼，聚众闹事，威胁天子派遣的命吏；
无事之时尚且如此，可见有多骄横，士兵之所以敢于如此骄横，皆因御之不得术，而法制不立也！
五代之乱，由此而生。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人，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
这些君主难道都很愚蠢吗？其心又岂盼祸乱而不欲长治久安？实不得已也；
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伺，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居之；
其君天下者，大都得国未久，威德未治，是以不得不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兵将不为所用，如何还敢制之？
今大宋立国一百多年，外平僭乱，无敢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立国不可谓不久，天下不可谓不广；
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岂能适用万世，必定日益丛杂，若是一切苟且放任，不图改良，则与五代有何差异？因此，臣以为，即便整军有所震动，也需强力施为，不可苟且求安！”
李清臣的话掷地有声，按他的意思，那就是裁军即使会引起一些动荡，也要不惜代价施行下去，否则不等别人来攻打，恐怕就自己就会被拖垮了。
这场朝议，支持裁撤冗兵，整顿军队的人谁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的理由，以证明已到不得不对冗兵动刀的时候了。
而反对的人，最要是担心骄兵不可制，一但大量裁撤会引起激变。
但事实上这种担心却有些杞人忧天，这是典型的文人心态，凡事总是思前顾后，怕这怕那，不敢去实行。
当年王安石开始裁军时，司马光、韩琦、文彦博一个二个跳出来反对，理由也是担心裁军会引起激变，同时使得国防空虚；
但结果如何，王安石硬是把一百多万军队裁去一半，被裁掉的超过五十万人，你见谁敢叛乱了？
国防空虚那更是笑话，王韶熙河开边，打得轰轰隆隆，章敦横扫荆湖，使蛮人至今服服帖帖，神宗五路伐夏，虽然功亏一篑，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兵力少，战力差；
五路伐夏失败，只能说是天不佑大宋，王韶病故太早，神宗失去了最理想的伐夏主帅，没有理想的伐夏主帅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回头看看，王安石裁去了五十万大军，大宋不但没有发生叛乱，国防更没有变得空虚，反而增强了军队战力，一翻厉兵秣马之后，极力向外拓展着生存空间。
现在李克史等人又拾起当初韩琦那些人的老调反对裁军，着实让人无语。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仿佛永远也绕不开那个怪圈，一次次陷入同样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家，只是缺少能把思想付诸于实践的人。
这场议论章敦没有发言，杨逸更是如老僧入定，事实上，这次在朝会上抛出这个议题，只是试试水，看看各个大臣的反应。
现在基本摸清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真正要解决问题，绝对不能在朝会上这么漫无边际的讨论，这样根本争不出个结果来。
特别是裁军这种敏感问题，最好是由高层拟定详细方案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彻下去。
就象当初的王安石，有神宗皇帝的绝对信任和支持，裁军这种看似困难的事，最终却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