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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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疆地区曾被纳入王安石变法的范围之内，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指导思想。从熙宁到元丰，从王韶熙河开边到李宪收复兰州，从熙和路设立到扩展为熙河兰会路，随着边区的不断扩展，新法在新区得到了普及。
在土地开发方面，政府多次拨出官钱向当地少数民族购置土地，官员职田也由政府出钱赎回，加上少数民族主动献地，以及通过战争获取的大量沿边荒闲地，使政府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在此基础上，以发展弓箭手田为主，辅以营田、官庄、屯田、官田出租等多种经营方式，曾一度掀起了西北土地开发的**。
与土地开发的同时还加大了对生产条件较差的生产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生产者的扶助力度。在理财方面，设立了专司理财的市易务、经制边防财用司等机构，充分利用蕃中物货四流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在‘折博盐、酒、茶、市易、坑冶、材木、酒坊、铸钱、交子、盐钞等方面开辟财源，以应付军费开支和政府运转费用，由单一的土地开发转向全方位的综合经营。
土地的开发和边贸的兴起，宋与西北诸族接触日益增多和密切，蕃族的不断内附和汉族的不断西进，边区贸易市场的发展，蕃兵组织的规范和完善，蕃汉民众杂居互助，共同耘垦土地，各民族互相学习。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政府开办蕃学，授土地，赐汉姓，通过务实的经济、文化政策教化少数民族，取得了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贸易、军事等的主导地位，获得战争后勤补给基地，在战略上取得极为有力的形势．．．
“王爷是欲在西北推行元祐新法？”杨时一听便知王爷所说乃是当年将兵法中一项，惊问道。
“元祐新法不好吗？”赵柽一听就觉不好，他最怕的就是内部不合，而新旧两党就是围绕新法的兴废展开了几十年的争斗。结果是无数一时俊杰都卷入其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灾难，到头来‘君子相争，小人得势’。耗尽了大宋最后一点精血，导致奸佞横行，政治**，走向了亡国，但是他依然平静的反问道。
“属下以为，如今朝政糜烂，民众困苦，皆因新法而起，还请王爷慎行！”杨时正色说道。
“龟山先生，你看这是什么？”赵柽忽然抽出随身佩戴的短刀放到几上问道。把杨时吓了一跳，身子不禁往后一缩，打翻了几上的茶杯。
“王爷息怒，切不可妄动兵器！”许宗衡急忙抓住王爷持刀的手道。
“王爷不可，龟山先生并无恶意！”周行己面带紧张摇手道，传说燕亲王动辄刀枪相向，拳脚相加，看来所说不假，今日算是见识了，这是要以死相逼啊！
“王爷。圣人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刃相胁迫人就能让我等就范吗？”陈东凛然起身说道。
“呵呵，诸位何出此言，我只是问诸位这是何物！”赵柽扶正茶杯。掏出丝巾不紧不慢的将几上水迹揩去，又为杨时重新斟上茶笑道。仿佛根本没看见他们紧张愤怒的样子。
“短刀！”陈东不知何意，看王爷的样子也不像要一言不合暴起伤人的样子，看看桌上的刀，重新坐下说道，可却依然迷惑不解。
“不错，这是把短刀曾是西夏晋王察哥的佩刀，乃是采用精铁百炼，又经西夏名匠锻造，可谓吹毛立断，削铁如泥，诸位说可称得上宝刀？”赵柽点头说道，可他却没说明何意，只是不断的夸赞这把刀。
“嗯，确是把好刀！”许宗衡将刀拿在手里把玩了一番点头道，却没有将刀放回几上，而是转手递给了身边的周行己。
“这把刀拿在我的手里和放在察哥的身上其实只是个摆设，与一块废铁无异，可谓宝剑蒙尘，但是要搁在一位士兵的手中，它就能饮敌血，斩敌首，助其建立功业；要是落在一个屠夫手中，不过是杀猪屠狗，帮其养家糊口；要为一厨子所得，也就是把剁肉切菜的寻常快刀；为樵夫所得，只能砍树劈柴，可能还嫌它不够顺手．．．”赵柽好像没有发现许宗衡的小动作，悠悠地说道。
“王爷的意思是以刀喻法，‘法’是好的，只不过看是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便有不同的结果喽！”在座的都是聪明人，还有两个‘神童’，他们又没得老年痴呆，只是略一思索，便明白了王爷的意思，许宗衡说道。
“不错，就是此意！”赵柽道，“蔡京虽发迹于王荆公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荆公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荆公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所以说蔡京与王荆公不是一路人，甚至完全相反！”
“王爷所说不错，他二人确是不同！”陈过廷颔首称是道，“就个人德行而言，王荆公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著称，时人大多赞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而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京师，他因喜食鹑，却长叹‘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又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
“王荆公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宰执，即尽力将其志赴于行，并始终不渝，即使涑水先生也以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杨时也不得不承认两人却有不同。
“蔡京少时便以高官为其志。曾有传言，在其求学时曾问卜，卜者言其‘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一场，引为笑谈，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况他极为善变，善于机巧，神宗大行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立转而支持涑水先生，其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众官皆示难以如期完成。独其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可见其狡诈，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前后相对。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陈东愤愤说道，对其十分鄙视。
“王荆公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然而王荆公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与君若朋，然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京一切投圣上所好，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许宗衡言道。
“一言蔽之，王荆公不失为君子、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佞之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赵柽笑笑总结道。
“嗯，王爷所言令人顿悟，王荆公与东坡先生、涑水先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荆公看到的是自己变法处于善意，为国为民，且仓廪丰满，税赋剧增。而东坡先生、涑水先生看到的却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便无法调和！”陈东击掌言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赵柽笑笑道，心却说果然‘年轻人’敢说，可也说到了点上，当年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其见识，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王安石争辩，却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只能以“不妥”二字蔽之，结果造成了神宗认为他在无理取闹，他也不得不出走洛阳。
“圣人有‘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王荆公即为圣人弟子，读的也是圣贤书，但其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一切尽为求财，有违圣人之意！”杨时道。
“龟山先生此话也不错，但圣人也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说出这些话，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已过千年，有些话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赵柽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这些大儒讲这些，十个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只能往务实上引导，“当年的熙宁变法，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是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急务，而其在行动上与言中常用理财，确与圣人语和国体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荆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几个人听赵柽说得新颖，也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赵柽话锋一转道：“但错在王荆公当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不合适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范公仲淹所说的厚农桑、开河渠等为号，实施‘农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会引起党争；而神宗帝和王王荆公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财利之人’，他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为政者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有理，今人在评论新旧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时，皆以为旧党中多是一君子，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之外尽是一些小人。”陈过廷插言道，“现在想来，王荆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也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可这些人不仅缺乏历练，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动机不纯，这些德行败坏、胸怀私心的人来主持变法，已然败了！”
“熙宁变法中正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赵柽摇首苦笑道，“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荆公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陋习。可惜王荆公急于求成，用人不查，错把上下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是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唉，恩师颢也曾谈起，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亦心平气和，荆公也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成敌矣！”杨时想想王爷说得不无道理，“其后恩师又言：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变法’在后世也多有争论，这方面的东西赵柽前世也曾看过，知道杨时其实他还有半句他没说，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现在杨时既然知道了，不管是其碍于面子不肯说，还是不想言其师之过，赵柽也不想让其下不来台，便只是笑笑没有揭他老底！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们放弃什么新旧之争的老账，取其中有益之处，对民对国有利的都要为我所用，但也要勿忘其中教训，再入歧途，在西北留下一段佳话！”赵柽起身道。
“愿追随王爷，为民谋利，为国尽忠！”众人起身齐齐施礼朗声说道．．．
窝心奔忙数日，终于挑定了新房，进入装修阶段，这也是个大战役，又要省钱，又要舒心，左思右想真是窝心！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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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新法不好吗？”赵柽一听就觉不好，他最怕的就是内部不合，而新旧两党就是围绕新法的兴废展开了几十年的争斗。结果是无数一时俊杰都卷入其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灾难，到头来‘君子相争，小人得势’。耗尽了大宋最后一点精血，导致奸佞横行，政治**，走向了亡国，但是他依然平静的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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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刀！”陈东不知何意，看王爷的样子也不像要一言不合暴起伤人的样子，看看桌上的刀，重新坐下说道，可却依然迷惑不解。
“不错，这是把短刀曾是西夏晋王察哥的佩刀，乃是采用精铁百炼，又经西夏名匠锻造，可谓吹毛立断，削铁如泥，诸位说可称得上宝刀？”赵柽点头说道，可他却没说明何意，只是不断的夸赞这把刀。
“嗯，确是把好刀！”许宗衡将刀拿在手里把玩了一番点头道，却没有将刀放回几上，而是转手递给了身边的周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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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是此意！”赵柽道，“蔡京虽发迹于王荆公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荆公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荆公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所以说蔡京与王荆公不是一路人，甚至完全相反！”
“王爷所说不错，他二人确是不同！”陈过廷颔首称是道，“就个人德行而言，王荆公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著称，时人大多赞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而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京师，他因喜食鹑，却长叹‘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又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
“王荆公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宰执，即尽力将其志赴于行，并始终不渝，即使涑水先生也以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杨时也不得不承认两人却有不同。
“蔡京少时便以高官为其志。曾有传言，在其求学时曾问卜，卜者言其‘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一场，引为笑谈，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况他极为善变，善于机巧，神宗大行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立转而支持涑水先生，其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众官皆示难以如期完成。独其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可见其狡诈，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前后相对。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陈东愤愤说道，对其十分鄙视。
“王荆公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然而王荆公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与君若朋，然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京一切投圣上所好，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许宗衡言道。
“一言蔽之，王荆公不失为君子、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佞之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赵柽笑笑总结道。
“嗯，王爷所言令人顿悟，王荆公与东坡先生、涑水先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荆公看到的是自己变法处于善意，为国为民，且仓廪丰满，税赋剧增。而东坡先生、涑水先生看到的却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便无法调和！”陈东击掌言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赵柽笑笑道，心却说果然‘年轻人’敢说，可也说到了点上，当年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其见识，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王安石争辩，却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只能以“不妥”二字蔽之，结果造成了神宗认为他在无理取闹，他也不得不出走洛阳。
“圣人有‘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王荆公即为圣人弟子，读的也是圣贤书，但其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一切尽为求财，有违圣人之意！”杨时道。
“龟山先生此话也不错，但圣人也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说出这些话，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已过千年，有些话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赵柽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这些大儒讲这些，十个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只能往务实上引导，“当年的熙宁变法，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是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急务，而其在行动上与言中常用理财，确与圣人语和国体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荆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几个人听赵柽说得新颖，也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赵柽话锋一转道：“但错在王荆公当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不合适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范公仲淹所说的厚农桑、开河渠等为号，实施‘农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会引起党争；而神宗帝和王王荆公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财利之人’，他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为政者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有理，今人在评论新旧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时，皆以为旧党中多是一君子，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之外尽是一些小人。”陈过廷插言道，“现在想来，王荆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也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可这些人不仅缺乏历练，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动机不纯，这些德行败坏、胸怀私心的人来主持变法，已然败了！”
“熙宁变法中正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赵柽摇首苦笑道，“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荆公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陋习。可惜王荆公急于求成，用人不查，错把上下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是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唉，恩师颢也曾谈起，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亦心平气和，荆公也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成敌矣！”杨时想想王爷说得不无道理，“其后恩师又言：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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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们放弃什么新旧之争的老账，取其中有益之处，对民对国有利的都要为我所用，但也要勿忘其中教训，再入歧途，在西北留下一段佳话！”赵柽起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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