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一章钱、钱、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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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颜继祖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其他的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好命了。兵部和刑部真正做到了从速从快，在短短的时间内，通过“认真”审核，确定将：蓟镇总监太监邓希诏、分监太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倪宠、蓟镇总兵官吴国俊和陈国威、援剿总兵官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直至州县官员共三十五人一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首席大学士刘宇亮以下等上百名大小官员被遣戍、削籍、罢官、降级。
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祖宽，虽然他是因为高起潜的瞎指挥，造成了其所属全军覆没而获罪，应该说也是罪有应得。可是此军的主帅高起潜安然无恙，他却遇上了鬼头刀，获罪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当时建议去救援卢象升。怎么说呢？坏就坏在了那张嘴上了。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仍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绝对信任，没有受到处分。而且更是让他主持战后定罪论功，这怎么称得上公平呢？
而这次规模宏大的集体死刑是在夏天执行的，几十个人同时被处斩，又多是高官，所以吸引了大批观众。而在明朝的规矩中，官员被皇帝斩首，照例要在临刑前都应该向着皇宫方面望阙谢恩。但这一次，有几个被杀的人在刑前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而且骂的就是当今的天子。由于语涉忌讳，文献里面没有记录他们都骂了些什么，但这一事实本身在那个时代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了。
战场上的连连失利已经让人丧气，连战后的治罪论功都做不到公平，所以崇祯皇帝本人的威信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期。
至于吴世恭，朝廷已经是难以决择，不知道该如何封赏或者处置他。不过很快的，崇祯皇帝和朝中大臣就寻找到了一个安排吴世恭的地方。具体是什么？先在这里卖个关子。
总算是恭送着清军出关，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崇祯皇帝不敢有丝毫松懈，他首要就是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
因为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四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再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
于是崇祯皇帝与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也就是说，再造一条长城防线，抵御不论从哪个方向突然进犯的任何清军。
因此，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三镇共需练兵十七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五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蓟辽总督所辖五镇共需练兵二十四万余，保定总督所辖四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七十三万有奇。
真是老天爷啊！
但不管这单子是否实际，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军，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就需要大批招募新兵。而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崇祯皇帝和朝廷面前了。
接着，杨嗣昌再次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四百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了。
只能够再次呼唤老天爷了。
这时候的大明朝，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已经使得崇祯皇帝和众位大臣们伤透了脑筋。而在想尽百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条老路上来。而这时候的崇祯皇帝也知道这样做是饮鸩止渴了。于是他决定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那就是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勋贵、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说实话，这时候的崇祯皇帝真的是无法可想了。他自己的内库也都基本上都充作了军饷，连库藏的朝鲜进贡人参都拿出去发卖。崇祯皇帝自己也是生活简朴，只有几件龙袍替换，饮食也十分节省，这皇帝都做到了这副模样，也确实是相当寒酸了。
可崇祯皇帝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宫中，照样是奢侈依旧。不提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的惊人。这也是做皇帝的体面，不能苛求崇祯皇帝什么事都DIY吧！
光看看内监们的层层刻剥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
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七百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一千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三百两，所以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七百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
可崇祯皇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一千两。没想到崇祯皇帝仔细观察了一番后，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一千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呢。”
所以说，崇祯皇帝久居深宫，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大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崇祯皇帝依然以为自己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
而他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作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朝臣们作对。崇祯皇帝要搜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
薛国观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起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
其实说到这里，崇祯皇帝明显的挑选错了执行者。干这种事最合适、最有效的无疑是太监。以毒攻毒是也，崇祯皇帝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是《葵花宝典》一出，谁与争锋？崇祯皇帝把这把最锐利的刀收藏了起来了。
反正先不提这事了。崇祯皇帝接受了薛国观的这个建议后，决定要先从贵戚下手。不过他深知贵戚们的吝啬，每个人都不好说话。于是崇祯皇帝就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就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算是崇祯皇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万历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贵戚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大户。而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并向崇祯皇帝说：父亲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二十万两捐献给朝廷以为军资。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到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皇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了这时候，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皇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二十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二十万也一起拿过来。当然，也不是要李家血本无归，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当然，最后究竟能不能还上，那只有天晓得了。
四十万两银子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他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家具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而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连，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
而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而然就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皇帝进言道：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贵戚之心。RS
虽然颜继祖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其他的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好命了。兵部和刑部真正做到了从速从快，在短短的时间内，通过“认真”审核，确定将：蓟镇总监太监邓希诏、分监太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倪宠、蓟镇总兵官吴国俊和陈国威、援剿总兵官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直至州县官员共三十五人一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首席大学士刘宇亮以下等上百名大小官员被遣戍、削籍、罢官、降级。
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祖宽，虽然他是因为高起潜的瞎指挥，造成了其所属全军覆没而获罪，应该说也是罪有应得。可是此军的主帅高起潜安然无恙，他却遇上了鬼头刀，获罪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当时建议去救援卢象升。怎么说呢？坏就坏在了那张嘴上了。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仍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绝对信任，没有受到处分。而且更是让他主持战后定罪论功，这怎么称得上公平呢？
而这次规模宏大的集体死刑是在夏天执行的，几十个人同时被处斩，又多是高官，所以吸引了大批观众。而在明朝的规矩中，官员被皇帝斩首，照例要在临刑前都应该向着皇宫方面望阙谢恩。但这一次，有几个被杀的人在刑前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而且骂的就是当今的天子。由于语涉忌讳，文献里面没有记录他们都骂了些什么，但这一事实本身在那个时代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了。
战场上的连连失利已经让人丧气，连战后的治罪论功都做不到公平，所以崇祯皇帝本人的威信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期。
至于吴世恭，朝廷已经是难以决择，不知道该如何封赏或者处置他。不过很快的，崇祯皇帝和朝中大臣就寻找到了一个安排吴世恭的地方。具体是什么？先在这里卖个关子。
总算是恭送着清军出关，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崇祯皇帝不敢有丝毫松懈，他首要就是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
因为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四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再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
于是崇祯皇帝与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也就是说，再造一条长城防线，抵御不论从哪个方向突然进犯的任何清军。
因此，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三镇共需练兵十七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五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蓟辽总督所辖五镇共需练兵二十四万余，保定总督所辖四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七十三万有奇。
真是老天爷啊！
但不管这单子是否实际，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军，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就需要大批招募新兵。而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崇祯皇帝和朝廷面前了。
接着，杨嗣昌再次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四百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了。
只能够再次呼唤老天爷了。
这时候的大明朝，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已经使得崇祯皇帝和众位大臣们伤透了脑筋。而在想尽百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条老路上来。而这时候的崇祯皇帝也知道这样做是饮鸩止渴了。于是他决定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那就是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勋贵、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说实话，这时候的崇祯皇帝真的是无法可想了。他自己的内库也都基本上都充作了军饷，连库藏的朝鲜进贡人参都拿出去发卖。崇祯皇帝自己也是生活简朴，只有几件龙袍替换，饮食也十分节省，这皇帝都做到了这副模样，也确实是相当寒酸了。
可崇祯皇帝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宫中，照样是奢侈依旧。不提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的惊人。这也是做皇帝的体面，不能苛求崇祯皇帝什么事都DIY吧！
光看看内监们的层层刻剥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
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七百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一千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三百两，所以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七百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
可崇祯皇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一千两。没想到崇祯皇帝仔细观察了一番后，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一千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呢。”
所以说，崇祯皇帝久居深宫，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大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崇祯皇帝依然以为自己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
而他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作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朝臣们作对。崇祯皇帝要搜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
薛国观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起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
其实说到这里，崇祯皇帝明显的挑选错了执行者。干这种事最合适、最有效的无疑是太监。以毒攻毒是也，崇祯皇帝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是《葵花宝典》一出，谁与争锋？崇祯皇帝把这把最锐利的刀收藏了起来了。
反正先不提这事了。崇祯皇帝接受了薛国观的这个建议后，决定要先从贵戚下手。不过他深知贵戚们的吝啬，每个人都不好说话。于是崇祯皇帝就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就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算是崇祯皇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万历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贵戚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大户。而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并向崇祯皇帝说：父亲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二十万两捐献给朝廷以为军资。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到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皇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了这时候，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皇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二十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二十万也一起拿过来。当然，也不是要李家血本无归，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当然，最后究竟能不能还上，那只有天晓得了。
四十万两银子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他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家具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而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连，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
而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而然就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皇帝进言道：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贵戚之心。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