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五、眼见仙丹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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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心道：我能说我没在美国留学过么？
当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孙元起斟酌了片刻，答道：“诚如仁兄所言，美国政治体制堪称典范，值得世界各国取法，中国也不例外。但取法不等于移植，我们首先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比如地理形势，美国地广人稀，民众不用担心水旱饥馑。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形成两道天然屏障；北方是温驯的加拿大，南方是怯懦的墨西哥，国内的敌对势力主要是战斗力不足为5的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用担心外敌侵扰，可以安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讨论民主。
“而我们中国呢？北方沙俄已经攫取我大片领土，现在又对新疆、内外蒙、东三省垂涎三尺。日本狼子野心，十多年前割我台澎诸岛，又讹诈两亿两白银，让他们胃口大开，只怕以后会更加贪婪。西、南则有英法窥伺西藏、云南。国境四周，强敌环伺！在国内，中央微弱，各省独立，战乱频仍，水旱相继，饥馑不断，民不聊生，哪有闲心去考虑什么民主自由？
“借用仁兄刚才的教诲，我们国家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尽快实现国富民强，内除割据，外御强敌，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国家体制是民主共和，还是开明专制，不过是仁兄所说的‘治’字而已。只要有效，何必分辨它根源何处？如果我们不顾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盲目移植美国政治体制，无异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唐绍仪顿时大摇其头：“贤弟所言差矣！诚然，现在国弱民贫、百废待兴、各省独立、民不聊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正是规划国家未来政体的最佳良机，这就叫‘因民之困’。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要乘此良机，为中国拟定最民主、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制度，使数百年后的贤才志士再无李文忠公的遗憾。为了这个目的，即便国家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权力如老虎，易放难收，我们应该在它幼小初萌的时候便关进笼子里，教它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确保在国民的监督和制约运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激于一时气愤，把它放出笼柙饱餐血肉，这只会让它凶性大发。一旦吃不饱、或者对主人不满、或者没有发泄对象，它便会不分青红皂白择人而噬的！”
孙元起皱眉问道：“在唐兄看来，我们应该要民主还是要富强？”
唐绍仪一愣：“这两者并不矛盾吧？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选题吧？”
“假如只能二选一呢？”
“这……”
孙元起不管唐绍仪的答案，兀自说道：“民主与富强或许并不矛盾，但纵观全球各国，所有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得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它自身的弱点，比如民众易受情绪左右、政权不稳定、决策滞后、反精英崇大众倾向等。
“当然，这些弊端对于一个稳定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并无多大碍，顶多是让发展速度滞后一点；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却不啻于一剂断肠毒药！它会削弱中央权威，架空国家元首，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从而使得国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难脱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强而后民主的国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后富强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便是我极力主张开明专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国家，当属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民主样板菲律宾，故而孙元起对此颇有体会。
唐绍仪道：“既然我们知道民主存在这些弊端，那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孙元起笑道：“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里病，真要把这些弊端全部纠正了，那改过的民主还是民主么？而且纠正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让全国民众认清国家当前形势，了解自身应尽的义务，学会行使应享的权利。现在全国四万万人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众掌握民主，这需要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国家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么？
“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唐绍仪对民主共和制度开始有些不自信，转而对开明专制大感兴趣。
孙元起通过与唐绍仪不断的交谈驳难，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理解，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套政治思想体系在未来几年里不仅成为新中国党的指导理论，也对之后的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史书上把孙元起与唐绍仪的舟中谈话称作“孙唐会谈”。因为谈话的时候轮船正在黄海上行驶，所以也叫“黄海会谈”。孙唐会谈的时间、所乘坐的轮船名称、谈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深远影响，都是高中近现代史课本中的重要考点。
因为会谈中只有孙元起、唐绍仪及卫队长冯基善三人在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后世的史学家只能根据唐绍仪、冯基善两人回忆的一鳞半爪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然这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很多抵牾之处。在唐绍仪所著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民国政坛的“耶鲁系”》一书，对“孙唐会谈”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自己如何谆谆善诱，传授孙元起治国方法；如何滔滔不绝分析国内外形势，让孙元起茅塞顿开；如何旁征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孙元起采择挑选……总之就一句话，在“孙唐会谈”中，他唐绍仪扮演了孙元起“精神导师”的伟大角色。
而冯基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则对“孙唐会谈”这一说法予以严厉批驳，在他看来，这场会谈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孙冯会谈”或者“孙冯批唐会谈”。因为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元起先生与梁启超会面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孙唐会谈”的真实情况是，卫队长冯基善坚决站在孙元起先生一边，对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绍仪痛加批判，揭露其作为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质，最终使他幡然醒悟弃暗投明。
正因为书面资料缺乏，当事人又人言人殊，这段历史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人员最热衷的话题之一。短短数十年间，各国先后发表了近万篇论文及百余本专著，造就了无数名历史学家，最后甚至连那艘轮船上每一位船员、乘客的名称都考证了出来！
但是在1912年2月的时候，却谁也不知道这场会谈将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孙元起，当时他除了思考政治问题，还在专心致志地写一封推荐信，根本没有空闲去想其他的东西。RS
孙元起心道：我能说我没在美国留学过么？
当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孙元起斟酌了片刻，答道：“诚如仁兄所言，美国政治体制堪称典范，值得世界各国取法，中国也不例外。但取法不等于移植，我们首先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比如地理形势，美国地广人稀，民众不用担心水旱饥馑。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形成两道天然屏障；北方是温驯的加拿大，南方是怯懦的墨西哥，国内的敌对势力主要是战斗力不足为5的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用担心外敌侵扰，可以安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讨论民主。
“而我们中国呢？北方沙俄已经攫取我大片领土，现在又对新疆、内外蒙、东三省垂涎三尺。日本狼子野心，十多年前割我台澎诸岛，又讹诈两亿两白银，让他们胃口大开，只怕以后会更加贪婪。西、南则有英法窥伺西藏、云南。国境四周，强敌环伺！在国内，中央微弱，各省独立，战乱频仍，水旱相继，饥馑不断，民不聊生，哪有闲心去考虑什么民主自由？
“借用仁兄刚才的教诲，我们国家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尽快实现国富民强，内除割据，外御强敌，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国家体制是民主共和，还是开明专制，不过是仁兄所说的‘治’字而已。只要有效，何必分辨它根源何处？如果我们不顾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盲目移植美国政治体制，无异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唐绍仪顿时大摇其头：“贤弟所言差矣！诚然，现在国弱民贫、百废待兴、各省独立、民不聊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正是规划国家未来政体的最佳良机，这就叫‘因民之困’。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要乘此良机，为中国拟定最民主、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制度，使数百年后的贤才志士再无李文忠公的遗憾。为了这个目的，即便国家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权力如老虎，易放难收，我们应该在它幼小初萌的时候便关进笼子里，教它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确保在国民的监督和制约运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激于一时气愤，把它放出笼柙饱餐血肉，这只会让它凶性大发。一旦吃不饱、或者对主人不满、或者没有发泄对象，它便会不分青红皂白择人而噬的！”
孙元起皱眉问道：“在唐兄看来，我们应该要民主还是要富强？”
唐绍仪一愣：“这两者并不矛盾吧？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选题吧？”
“假如只能二选一呢？”
“这……”
孙元起不管唐绍仪的答案，兀自说道：“民主与富强或许并不矛盾，但纵观全球各国，所有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得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它自身的弱点，比如民众易受情绪左右、政权不稳定、决策滞后、反精英崇大众倾向等。
“当然，这些弊端对于一个稳定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并无多大碍，顶多是让发展速度滞后一点；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却不啻于一剂断肠毒药！它会削弱中央权威，架空国家元首，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从而使得国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难脱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强而后民主的国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后富强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便是我极力主张开明专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国家，当属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民主样板菲律宾，故而孙元起对此颇有体会。
唐绍仪道：“既然我们知道民主存在这些弊端，那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孙元起笑道：“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里病，真要把这些弊端全部纠正了，那改过的民主还是民主么？而且纠正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让全国民众认清国家当前形势，了解自身应尽的义务，学会行使应享的权利。现在全国四万万人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众掌握民主，这需要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国家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么？
“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唐绍仪对民主共和制度开始有些不自信，转而对开明专制大感兴趣。
孙元起通过与唐绍仪不断的交谈驳难，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理解，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套政治思想体系在未来几年里不仅成为新中国党的指导理论，也对之后的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史书上把孙元起与唐绍仪的舟中谈话称作“孙唐会谈”。因为谈话的时候轮船正在黄海上行驶，所以也叫“黄海会谈”。孙唐会谈的时间、所乘坐的轮船名称、谈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深远影响，都是高中近现代史课本中的重要考点。
因为会谈中只有孙元起、唐绍仪及卫队长冯基善三人在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后世的史学家只能根据唐绍仪、冯基善两人回忆的一鳞半爪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然这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很多抵牾之处。在唐绍仪所著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民国政坛的“耶鲁系”》一书，对“孙唐会谈”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自己如何谆谆善诱，传授孙元起治国方法；如何滔滔不绝分析国内外形势，让孙元起茅塞顿开；如何旁征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孙元起采择挑选……总之就一句话，在“孙唐会谈”中，他唐绍仪扮演了孙元起“精神导师”的伟大角色。
而冯基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则对“孙唐会谈”这一说法予以严厉批驳，在他看来，这场会谈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孙冯会谈”或者“孙冯批唐会谈”。因为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元起先生与梁启超会面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孙唐会谈”的真实情况是，卫队长冯基善坚决站在孙元起先生一边，对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绍仪痛加批判，揭露其作为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质，最终使他幡然醒悟弃暗投明。
正因为书面资料缺乏，当事人又人言人殊，这段历史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人员最热衷的话题之一。短短数十年间，各国先后发表了近万篇论文及百余本专著，造就了无数名历史学家，最后甚至连那艘轮船上每一位船员、乘客的名称都考证了出来！
但是在1912年2月的时候，却谁也不知道这场会谈将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孙元起，当时他除了思考政治问题，还在专心致志地写一封推荐信，根本没有空闲去想其他的东西。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