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八、带雨云埋一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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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演讲完毕后，成立大会就到此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党已经完全成型。在接下来两三天里，张謇、汤寿潜、杨永泰等人仍然要继续开会，讨论党内机构的设立以及相关机构的领导人选。
根据孙元起的建议，新中国党的党内机构分为党务、政务、军务等三个委员会。其中，党务委员会分为纪检、办公、组织、宣传、统战、联络、法制等七个部门，由杨永泰领头组建；政务委员会分为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等部门，正好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相对应，具体由汤寿潜、张謇负责；军务委员会则分为参谋、政治、后勤、装备等四部，各部部长人选将由孙元起会同程潜、程子寅、蒋志清、张辉瓒、徐树铮、吴克仁等人商量决定。
尽管党务、军务两个委员会被孙元起嫡系把持，原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其间难以插足，不过他们在政务委员会中却可以大捞一笔，而且当政客正是他们专长，故而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这个利益划分方案，让双方都皆大欢喜。
按照安排，成立大会之后是记者招待会。杨永泰准备得非常充分，来的记者济济一堂，足足有四五十人。孙元起、张謇等人刚一露面，各位记者顿时拥了过来，镁光灯噼里啪啦闪成一片。杨永泰在大致介绍完政党筹备情况、大会选举结果之后，招待会便进入了提问环节。
记者们都知道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但不是每人都有机会提问，现场的气氛便开始热烈起来。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抢得先机：“请问孙委员长，新中国党为什么要以‘党’命名，而不用现今常见的‘会’‘社’二字？众所周知，孔子说过‘君子不党’，用‘党’字难免给人一种邪僻朋党的感觉。”
这个问题孙元起曾经认真思索过，所以回答起来从容不迫：“‘党’字本意并无善恶之分，东汉末年的党人难道都很邪僻？当然，在王权统治时期，臣子结党向来为帝王所忌，所以在史官笔下难免会有所偏颇。而且古代的党大抵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政见为中心，聚散无常，没有固定组织；常常以阴险狠戾为手段，而不采用民主的程序；以个人私利为主，却每每忽视公共利益。从这…上来说，他们算不上正式的政党，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以私利为纽带的一类人聚集在一起罢了。
“而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以政见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靶向、以参选为手段、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政党通常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会有自己的主张，并通过确立政纲来展示政党的愿景。而用‘会’‘社’字，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政治组织。所以我们新中国党以身作则，率先使用‘党’冠名，开天下风气之先。”
马上就有记者跟进提问道：“照孙委员长这么说，贵党的目标就是争取执政咯？”
孙元起点点头：“政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从事政治活动，通过不同途径去取得或掌握国家政权。不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不成其为政党。新中国党既然明确定位自己为政党，那目标就是争取执政。不过我们现在刚刚成立，还处于初生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以成长为主要任务，短期内不会主动寻求执政。”
《大公报》记者接着提问道：“孙委员长，贵党对于当下时局如何看待？又将如何自处？如果将来贵党执政，又打算如何经世济民？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
孙元起觉得这位记者有些面熟，似乎在南京下关码头见过他：“虽然现在国内形势有些不太安静，南北之间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总体上来说，时局将南北方完成大总统一职交接之后趋于和缓。新中国党将积极奔走，争取南北双方早日和解，尽快实行全国共和，并建言中央迅速推行议会共和制，把政治斗争约束在议会内部，而不是诉诸武力，确保国家稳定。
“至于我党执政之后如何经世济民，这是个非常遥远而又复杂的问题，如果详细说来，只怕三两个时辰都未必说得完，想来在座各位也没那么好的耐心。不过在大体上，我们的主张是推行议会共和制的开明专制，以民主救国，以军事强国，以教育兴国，以实业富国。”
《申报》记者立即举手道：“孙委员长，如果在下没有听错的话，您刚才的回答中提到要推行‘开明专制’，这是不是与民主共和体制相违背？而且您只提到了民主，没有提到自由和平等，这是为什么？”
孙元起答道：“在回答问题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开明专制’。我所说的开明专制，是指在现行民主共和政体下，由议会占据多数的政党党魁担任国家元首，进而组建内阁，在任期内实行政党专制，从而确保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力，而并由开明君主实现专制。所以这和民主共和体制并不冲突。
“至于没有提到自由、平等，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伪命题。比如自由，什么样就叫自由？由自己作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不是这样的！自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但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的一举一动都必然会对周围的其他人造成影响，不是你侵害他们的自由，就是他们要妨碍你的自由。当你极力主张自己完全自由的时候，其实你正在伤害自由本身。所以法国的罗兰夫人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那平等呢？”他追问道，“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在推行‘人人平等’，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中国现在也该效法。”
孙元起道：“诚然，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但你看到哪个国家真正人人平等了？就拿最具典范的美国来说，现在妇女和大部分黑人还没有选举权。这能算人人平等么？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人，这就是不平等的根源，而这种根源是短期内不可能消除的。”
见众人面目有些呆滞，孙元起笑道：“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好多年前，我在经世大学任教的时候，10个男生和10名女生要到野炊庆祝学期结束。最初倡议人提议道，为了确保人人平等，每人交10个铜板。在座各位，你们觉得平等么？”
“平等！”众人齐声肯定地回答道。
孙元起继续说道：“结果很快女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男生胃口大、吃得多，理应多交；女生胃口小，吃得少，理应少交。为了确保平等，倡议人拟定了新方案：男生交12个铜板，女生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样平等么？”
“平等。”回答已经变得参差不齐。
孙元起又说道：“接着又有男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的女生吃得比男生还多，凭什么少交？女生要是觉得不平等，完全可以平等分餐嘛！倒是同学之间贫富不均，为了确保平等，不如家境宽裕的交12个铜板，家庭拮据的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个新方案如何？”
“……”
“马上又有人提议道，应该野炊时干活多的人少交，干活少的人多交，这样才平等！”
“……”
“随后又有人提议道，应该按照每个人贡献的炊具、餐具数量来确定交款的多少，贡献多的少交，贡献少的多交。”
“……”
“还有人提议，不如根据大家的分数来确定交款数，分高的少交，分底的多交，以表明对优秀学生的鼓励。”
“……”
孙元起看着台下默默无语的记者，最后总结道：“看到没有？当我们可以追求自由、平等的时候，其实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当我们感觉有不自由的时候，才有真自由；承认有不平等的地方，才有真平等。我们确实应该积极追求并努力实现相对的自由、平等，但却不应该把它们挂在嘴边，成为蛊惑民众口号。”
屋内静寂良久，才有记者继续举手提问：“孙委员长，贵党中至少有川、陕、甘、浙四省都督，以及南京民国政府教育、交通、实业三位总长，可谓兼通朝野。请问你们对地方自治怎么看？”
在清末民初，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全国各省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背离中央的迹象，在清末的典型表现是东南互保，在民国的典型表现是地方自治。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运动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但意图却各不一样，有的是想以自治反对军阀，有的是想以自治争取割据，有的是想以自治消除内战，还有的是想以自治把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成联邦制，真可谓各怀鬼胎。
而作为川、陕、甘三省的实际控制者，孙元起会如何表态呢？作为现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割据势力，他的态度无疑直接影响将来全国各省的政治走向。
孙元起演讲完毕后，成立大会就到此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党已经完全成型。在接下来两三天里，张謇、汤寿潜、杨永泰等人仍然要继续开会，讨论党内机构的设立以及相关机构的领导人选。
根据孙元起的建议，新中国党的党内机构分为党务、政务、军务等三个委员会。其中，党务委员会分为纪检、办公、组织、宣传、统战、联络、法制等七个部门，由杨永泰领头组建；政务委员会分为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等部门，正好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相对应，具体由汤寿潜、张謇负责；军务委员会则分为参谋、政治、后勤、装备等四部，各部部长人选将由孙元起会同程潜、程子寅、蒋志清、张辉瓒、徐树铮、吴克仁等人商量决定。
尽管党务、军务两个委员会被孙元起嫡系把持，原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其间难以插足，不过他们在政务委员会中却可以大捞一笔，而且当政客正是他们专长，故而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这个利益划分方案，让双方都皆大欢喜。
按照安排，成立大会之后是记者招待会。杨永泰准备得非常充分，来的记者济济一堂，足足有四五十人。孙元起、张謇等人刚一露面，各位记者顿时拥了过来，镁光灯噼里啪啦闪成一片。杨永泰在大致介绍完政党筹备情况、大会选举结果之后，招待会便进入了提问环节。
记者们都知道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但不是每人都有机会提问，现场的气氛便开始热烈起来。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抢得先机：“请问孙委员长，新中国党为什么要以‘党’命名，而不用现今常见的‘会’‘社’二字？众所周知，孔子说过‘君子不党’，用‘党’字难免给人一种邪僻朋党的感觉。”
这个问题孙元起曾经认真思索过，所以回答起来从容不迫：“‘党’字本意并无善恶之分，东汉末年的党人难道都很邪僻？当然，在王权统治时期，臣子结党向来为帝王所忌，所以在史官笔下难免会有所偏颇。而且古代的党大抵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政见为中心，聚散无常，没有固定组织；常常以阴险狠戾为手段，而不采用民主的程序；以个人私利为主，却每每忽视公共利益。从这…上来说，他们算不上正式的政党，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以私利为纽带的一类人聚集在一起罢了。
“而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以政见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靶向、以参选为手段、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政党通常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会有自己的主张，并通过确立政纲来展示政党的愿景。而用‘会’‘社’字，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政治组织。所以我们新中国党以身作则，率先使用‘党’冠名，开天下风气之先。”
马上就有记者跟进提问道：“照孙委员长这么说，贵党的目标就是争取执政咯？”
孙元起点点头：“政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从事政治活动，通过不同途径去取得或掌握国家政权。不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不成其为政党。新中国党既然明确定位自己为政党，那目标就是争取执政。不过我们现在刚刚成立，还处于初生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以成长为主要任务，短期内不会主动寻求执政。”
《大公报》记者接着提问道：“孙委员长，贵党对于当下时局如何看待？又将如何自处？如果将来贵党执政，又打算如何经世济民？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
孙元起觉得这位记者有些面熟，似乎在南京下关码头见过他：“虽然现在国内形势有些不太安静，南北之间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总体上来说，时局将南北方完成大总统一职交接之后趋于和缓。新中国党将积极奔走，争取南北双方早日和解，尽快实行全国共和，并建言中央迅速推行议会共和制，把政治斗争约束在议会内部，而不是诉诸武力，确保国家稳定。
“至于我党执政之后如何经世济民，这是个非常遥远而又复杂的问题，如果详细说来，只怕三两个时辰都未必说得完，想来在座各位也没那么好的耐心。不过在大体上，我们的主张是推行议会共和制的开明专制，以民主救国，以军事强国，以教育兴国，以实业富国。”
《申报》记者立即举手道：“孙委员长，如果在下没有听错的话，您刚才的回答中提到要推行‘开明专制’，这是不是与民主共和体制相违背？而且您只提到了民主，没有提到自由和平等，这是为什么？”
孙元起答道：“在回答问题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开明专制’。我所说的开明专制，是指在现行民主共和政体下，由议会占据多数的政党党魁担任国家元首，进而组建内阁，在任期内实行政党专制，从而确保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力，而并由开明君主实现专制。所以这和民主共和体制并不冲突。
“至于没有提到自由、平等，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伪命题。比如自由，什么样就叫自由？由自己作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不是这样的！自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但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的一举一动都必然会对周围的其他人造成影响，不是你侵害他们的自由，就是他们要妨碍你的自由。当你极力主张自己完全自由的时候，其实你正在伤害自由本身。所以法国的罗兰夫人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那平等呢？”他追问道，“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在推行‘人人平等’，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中国现在也该效法。”
孙元起道：“诚然，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但你看到哪个国家真正人人平等了？就拿最具典范的美国来说，现在妇女和大部分黑人还没有选举权。这能算人人平等么？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人，这就是不平等的根源，而这种根源是短期内不可能消除的。”
见众人面目有些呆滞，孙元起笑道：“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好多年前，我在经世大学任教的时候，10个男生和10名女生要到野炊庆祝学期结束。最初倡议人提议道，为了确保人人平等，每人交10个铜板。在座各位，你们觉得平等么？”
“平等！”众人齐声肯定地回答道。
孙元起继续说道：“结果很快女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男生胃口大、吃得多，理应多交；女生胃口小，吃得少，理应少交。为了确保平等，倡议人拟定了新方案：男生交12个铜板，女生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样平等么？”
“平等。”回答已经变得参差不齐。
孙元起又说道：“接着又有男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的女生吃得比男生还多，凭什么少交？女生要是觉得不平等，完全可以平等分餐嘛！倒是同学之间贫富不均，为了确保平等，不如家境宽裕的交12个铜板，家庭拮据的交8个铜板。你们觉得这个新方案如何？”
“……”
“马上又有人提议道，应该野炊时干活多的人少交，干活少的人多交，这样才平等！”
“……”
“随后又有人提议道，应该按照每个人贡献的炊具、餐具数量来确定交款的多少，贡献多的少交，贡献少的多交。”
“……”
“还有人提议，不如根据大家的分数来确定交款数，分高的少交，分底的多交，以表明对优秀学生的鼓励。”
“……”
孙元起看着台下默默无语的记者，最后总结道：“看到没有？当我们可以追求自由、平等的时候，其实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当我们感觉有不自由的时候，才有真自由；承认有不平等的地方，才有真平等。我们确实应该积极追求并努力实现相对的自由、平等，但却不应该把它们挂在嘴边，成为蛊惑民众口号。”
屋内静寂良久，才有记者继续举手提问：“孙委员长，贵党中至少有川、陕、甘、浙四省都督，以及南京民国政府教育、交通、实业三位总长，可谓兼通朝野。请问你们对地方自治怎么看？”
在清末民初，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全国各省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背离中央的迹象，在清末的典型表现是东南互保，在民国的典型表现是地方自治。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运动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但意图却各不一样，有的是想以自治反对军阀，有的是想以自治争取割据，有的是想以自治消除内战，还有的是想以自治把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成联邦制，真可谓各怀鬼胎。
而作为川、陕、甘三省的实际控制者，孙元起会如何表态呢？作为现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割据势力，他的态度无疑直接影响将来全国各省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