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回首向来萧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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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九月中旬,北京已是仲秋时节,中午时分阳光还有些热烈,早晚间却清凉宜人,最适合散步。
从老大人府上出来,孙元起的酒已经醒了七八分,见月上柳梢,十二三的月亮照得地上雪白,便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今晚月色正好,我想随意走走。你们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老赵笑道:“老爷说的是什么话,俺们能有啥事?”
老郑也说:“老爷你自随意,我们在后面跟着,也好有个照应。”
孙元起也不强求,循着路朝后海方向走去。穿过几道僻静的小胡同,便看见月下波光粼粼的后海。因为已经晚上八九点钟,普通人家明天还要早起谋生计,不少已经睡下。湖四周没有什么灯光,偶尔有几声狗叫,倒愈发显得静谧,一时间只能听见自己几个人“咜咜”的脚步声。
晚风一吹,孙元起感觉酒后发热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开始回想今天白天的遭际:自己和那帮翰林院的同僚,似乎并无半分纠葛,甚至在之前都没有任何交集。如果因为自己刚进入这个小团体,这些人对于自己抱有戒心,说话间有些好奇或疏离,都不难理解。可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是嘲讽和鄙夷的态度呢?
仔细分析的话,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自己不是正规的科举出身,却贸然据此高位,好比是窃贼偷了人家田里成熟的麦子,自然是要遭人厌恶的。
其次,自己学的是外国那套东西,完全不同于传统读书人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在他们看来,这些舶来品都是歪门邪道,如今这些歪门邪道却要大行其道,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他们,自然满腹怨气。他们无法改变历史潮流,也无法改变朝廷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时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西学的代表,加以嘲讽、侮辱和戏弄,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数数惨败于东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也应该是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些读书人还是抱着仁义礼智不放呢?难道真像后来政治课本上所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体制问题,看来只有经过一次乃至数次的暴力**,才能改变现状
想到这里,孙元起又不禁摇了摇头:暴力**自然是能斩草除根、根除弊端,可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后世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辛亥**、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围剿与反围剿、解放战争以及文化运动,它们固然是将王朝政治的渣滓一扫而空,可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倒洗澡水可以,但不能把孩子也倒掉呀
可是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孙元起想到这里有些不自信。
在步入清朝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锒铛下狱,就是躲到外国请求避难了
尽管对清末的官场毫无好感,对那群顽固昏聩的官员厌恶已极,可是孙元起还是发现了不少社会上的亮点,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人为善,邻里之间的敦睦友爱、互帮互助,个人的守诚信、重然诺。
期间,也纠正了不少自己以前认识中的偏差。比如过去书本中描述的地主,无不是肥头大耳、鱼肉乡里的黄世仁形象;到了清末,通过与老赵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无恶不作的地主劣绅自然不少,但更多的地主是依靠勤俭节俭、耕读传家,通过数代积累,才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宗族也不是迫害寡妇、酿成家庭悲剧的凶手,而是保证地方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
在乡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无论是自身职责,还是公众舆论,都会要求士绅和宗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回报社会——要知道在清末,一个县动辄数十万人,而真正的官员只有数十人,根本无力处理那么多事务,这就要求乡里必须拥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当出现修建桥梁、疏通水渠、抵御兵寇等重大事项时,士绅和族长是召集人、决策者、主导者,更是主要的出资人;当出现洪水、干旱等重大灾害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出力救灾,发放粮食衣物,向县府呼吁。灾荒之时不能乘人之危买进他人田地、宗族之内不能有被饿死的人,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违背这些规则的人会被冠以“劣绅”“为富不仁”的称呼。只有等士绅与宗族都无能为力、地方自治系统崩溃之后,大规模流民才会出现。
了解之后,作为过来人的孙元起,才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些中下层人民之间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数千年以来中华文明在民间的投射和积淀,可要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社会生态平衡,却只要短短几十年工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贞洁。很多人一提起这个,就会想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认为古代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别人碰一下就要自杀的那种。其实完全不然贞洁只是规范了女性的价值观,中下层女子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和男性并无二致。看看现在,西方女性解放传入只有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女子没有把“精神解放”学会,倒把“身体解放”学足了十二分
孙元起心想:既然大家都不清楚未来的路,未来的路也未必就是原来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一下,让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少走点弯路?只要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国家的将来会不会更好?或许,老大人把自己外放到地方上,就是想让自己走出学校、走出北京,去见识中国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吧
虽然经世大学是自己的心血凝聚,在心中的位置不亚于怀祖、念祖这两个孩子。可孩子大了,当然是要有走自己的路,不可能永远呆在襁褓里、永远留在父母面前。如今经世大学已经走上正轨,或许自己也应该撒手,让他自由地成长了
不错,自己只是个物理系的学生,很多时候只懂得些科学知识,能够创办一所大学,已经是邀天之幸。可自己还拥有一些知识,比如杂交水稻、比如飞机、比如大杀器,只要指明方向,学生们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必定可以完成得更好一所经世大学或许不够,十所、百所呢?而且书上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自己知道的物理知识,已经掏空了大半,只留下一些压箱底的东西。或许这时候才更应该脱离具体的实验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指引学生们正确的研究方向,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想到这里,孙元起回过头,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夜深了,我们回去吧”
回到学校之后,孙元起并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元济、罗振玉他们,毕竟老大人也只是这么一说,至于能不能实现、是在年初还是年末实现,谁也没准儿
尽管如此,孙元起还是有计划地把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移交给了他们,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编译教材的工作中去。
在九月末的一天,忙碌中的孙元起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连忙拆开电报仔细看时,来信的不是教主大人还能是谁?
是 由】.
??值九月中旬,北京已是仲秋时节,中午时分阳光还有些热烈,早晚间却清凉宜人,最适合散步。
从老大人府上出来,孙元起的酒已经醒了七八分,见月上柳梢,十二三的月亮照得地上雪白,便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今晚月色正好,我想随意走走。你们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老赵笑道:“老爷说的是什么话,俺们能有啥事?”
老郑也说:“老爷你自随意,我们在后面跟着,也好有个照应。”
孙元起也不强求,循着路朝后海方向走去。穿过几道僻静的小胡同,便看见月下波光粼粼的后海。因为已经晚上八九点钟,普通人家明天还要早起谋生计,不少已经睡下。湖四周没有什么灯光,偶尔有几声狗叫,倒愈发显得静谧,一时间只能听见自己几个人“咜咜”的脚步声。
晚风一吹,孙元起感觉酒后发热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开始回想今天白天的遭际:自己和那帮翰林院的同僚,似乎并无半分纠葛,甚至在之前都没有任何交集。如果因为自己刚进入这个小团体,这些人对于自己抱有戒心,说话间有些好奇或疏离,都不难理解。可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是嘲讽和鄙夷的态度呢?
仔细分析的话,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自己不是正规的科举出身,却贸然据此高位,好比是窃贼偷了人家田里成熟的麦子,自然是要遭人厌恶的。
其次,自己学的是外国那套东西,完全不同于传统读书人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在他们看来,这些舶来品都是歪门邪道,如今这些歪门邪道却要大行其道,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他们,自然满腹怨气。他们无法改变历史潮流,也无法改变朝廷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时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西学的代表,加以嘲讽、侮辱和戏弄,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数数惨败于东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也应该是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些读书人还是抱着仁义礼智不放呢?难道真像后来政治课本上所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体制问题,看来只有经过一次乃至数次的暴力**,才能改变现状
想到这里,孙元起又不禁摇了摇头:暴力**自然是能斩草除根、根除弊端,可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后世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辛亥**、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围剿与反围剿、解放战争以及文化运动,它们固然是将王朝政治的渣滓一扫而空,可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倒洗澡水可以,但不能把孩子也倒掉呀
可是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孙元起想到这里有些不自信。
在步入清朝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锒铛下狱,就是躲到外国请求避难了
尽管对清末的官场毫无好感,对那群顽固昏聩的官员厌恶已极,可是孙元起还是发现了不少社会上的亮点,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人为善,邻里之间的敦睦友爱、互帮互助,个人的守诚信、重然诺。
期间,也纠正了不少自己以前认识中的偏差。比如过去书本中描述的地主,无不是肥头大耳、鱼肉乡里的黄世仁形象;到了清末,通过与老赵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无恶不作的地主劣绅自然不少,但更多的地主是依靠勤俭节俭、耕读传家,通过数代积累,才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宗族也不是迫害寡妇、酿成家庭悲剧的凶手,而是保证地方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
在乡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无论是自身职责,还是公众舆论,都会要求士绅和宗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回报社会——要知道在清末,一个县动辄数十万人,而真正的官员只有数十人,根本无力处理那么多事务,这就要求乡里必须拥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当出现修建桥梁、疏通水渠、抵御兵寇等重大事项时,士绅和族长是召集人、决策者、主导者,更是主要的出资人;当出现洪水、干旱等重大灾害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出力救灾,发放粮食衣物,向县府呼吁。灾荒之时不能乘人之危买进他人田地、宗族之内不能有被饿死的人,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违背这些规则的人会被冠以“劣绅”“为富不仁”的称呼。只有等士绅与宗族都无能为力、地方自治系统崩溃之后,大规模流民才会出现。
了解之后,作为过来人的孙元起,才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些中下层人民之间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数千年以来中华文明在民间的投射和积淀,可要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社会生态平衡,却只要短短几十年工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贞洁。很多人一提起这个,就会想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认为古代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别人碰一下就要自杀的那种。其实完全不然贞洁只是规范了女性的价值观,中下层女子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和男性并无二致。看看现在,西方女性解放传入只有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女子没有把“精神解放”学会,倒把“身体解放”学足了十二分
孙元起心想:既然大家都不清楚未来的路,未来的路也未必就是原来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一下,让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少走点弯路?只要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国家的将来会不会更好?或许,老大人把自己外放到地方上,就是想让自己走出学校、走出北京,去见识中国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吧
虽然经世大学是自己的心血凝聚,在心中的位置不亚于怀祖、念祖这两个孩子。可孩子大了,当然是要有走自己的路,不可能永远呆在襁褓里、永远留在父母面前。如今经世大学已经走上正轨,或许自己也应该撒手,让他自由地成长了
不错,自己只是个物理系的学生,很多时候只懂得些科学知识,能够创办一所大学,已经是邀天之幸。可自己还拥有一些知识,比如杂交水稻、比如飞机、比如大杀器,只要指明方向,学生们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必定可以完成得更好一所经世大学或许不够,十所、百所呢?而且书上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自己知道的物理知识,已经掏空了大半,只留下一些压箱底的东西。或许这时候才更应该脱离具体的实验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指引学生们正确的研究方向,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想到这里,孙元起回过头,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夜深了,我们回去吧”
回到学校之后,孙元起并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元济、罗振玉他们,毕竟老大人也只是这么一说,至于能不能实现、是在年初还是年末实现,谁也没准儿
尽管如此,孙元起还是有计划地把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移交给了他们,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编译教材的工作中去。
在九月末的一天,忙碌中的孙元起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连忙拆开电报仔细看时,来信的不是教主大人还能是谁?
是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