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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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要想加入共产国际的话，其实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甚至是到了严苛的程度。
共产国际在开始的时候，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非常的好，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为后来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当时的中国真正意义上面的正规军。
当时的中国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民主主义**开始如火如荼的爆发了起来，国内一大批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士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当时社会上面的风云人物，可是，虽然新民主主义**开展了起来，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所以这是完全的不符合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的。
共产国际很快的就了解到了当时的中国的情况，于是在一九二零年四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就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并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吴廷康来的中国的目的就是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大钊联系上与上海的陈独秀。吴廷康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八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各个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名成员，作为全国当时的五十七名党员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于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因为在四一二事变中，陈独秀表现出来的软弱，于是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而中共六大就是共产国际的操纵下在苏联莫斯科秘密召开
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之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
但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这个会议也成为我党的一个噩梦的开始。
真正的噩梦的到来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是不知道怎么了，李德在任务结束以后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在一九三三年自愿申请去苏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李德化妆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噩梦的高潮之一啊，李德给当时的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李德因严重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被撤职，表面上是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可是，真实的事实是：中共选举的总书记张闻天，被国际解除职务。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主席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一九四零年年二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
同时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导。
虽然共产国际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上司，可是大家一定想不到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共产国际里面担任的职务最高的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的、而且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次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第一次的申请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十七条，关于接纳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的决议。
同时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二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其实说到共产国际，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那就是宋庆龄，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还苏联方面的关系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奇怪的十七，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宋庆龄到底是苏联方面的间谍还是共产国际里面的高层人员。
据前世的一些史料的记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斯大林与第一个与当时中国人联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庆龄，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然而，第二天，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度的转变。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是，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五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可以说宋庆龄和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当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一九五一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老坐在右边。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
但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宋庆龄到底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桥梁，还是真的就是共产国际甚至是苏联的情报人员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宋庆龄作为近代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确实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她为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永远的疑问来存在吧。
说道共产国际的解散，其实说到底就是斯大林的一个彻头彻底的阴谋，完全可以证明说，就是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甚至是早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斯大林就提出了让共产国际解散的意图。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当时在一九四零年冬天的时候和到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苏联和德国关系是明显的恶化，所以斯大林这个时候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了。当时苏联有很多的办法同时的出手，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四月十三日的时候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斯大林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了此项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在此基础上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V
当时要想加入共产国际的话，其实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甚至是到了严苛的程度。
共产国际在开始的时候，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非常的好，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为后来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当时的中国真正意义上面的正规军。
当时的中国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民主主义**开始如火如荼的爆发了起来，国内一大批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士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当时社会上面的风云人物，可是，虽然新民主主义**开展了起来，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所以这是完全的不符合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的。
共产国际很快的就了解到了当时的中国的情况，于是在一九二零年四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就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并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吴廷康来的中国的目的就是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大钊联系上与上海的陈独秀。吴廷康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八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各个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名成员，作为全国当时的五十七名党员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于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因为在四一二事变中，陈独秀表现出来的软弱，于是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而中共六大就是共产国际的操纵下在苏联莫斯科秘密召开
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之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
但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这个会议也成为我党的一个噩梦的开始。
真正的噩梦的到来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是不知道怎么了，李德在任务结束以后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在一九三三年自愿申请去苏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李德化妆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噩梦的高潮之一啊，李德给当时的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李德因严重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被撤职，表面上是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可是，真实的事实是：中共选举的总书记张闻天，被国际解除职务。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主席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一九四零年年二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
同时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导。
虽然共产国际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上司，可是大家一定想不到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共产国际里面担任的职务最高的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的、而且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次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第一次的申请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十七条，关于接纳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的决议。
同时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二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其实说到共产国际，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那就是宋庆龄，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还苏联方面的关系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奇怪的十七，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宋庆龄到底是苏联方面的间谍还是共产国际里面的高层人员。
据前世的一些史料的记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斯大林与第一个与当时中国人联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庆龄，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然而，第二天，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度的转变。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是，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五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可以说宋庆龄和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当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一九五一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老坐在右边。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
但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宋庆龄到底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桥梁，还是真的就是共产国际甚至是苏联的情报人员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宋庆龄作为近代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确实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她为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永远的疑问来存在吧。
说道共产国际的解散，其实说到底就是斯大林的一个彻头彻底的阴谋，完全可以证明说，就是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甚至是早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斯大林就提出了让共产国际解散的意图。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当时在一九四零年冬天的时候和到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苏联和德国关系是明显的恶化，所以斯大林这个时候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了。当时苏联有很多的办法同时的出手，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四月十三日的时候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斯大林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了此项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在此基础上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