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八章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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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恶魔还有七大天使，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圣经》这本著作了。
《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新约》组成。《旧约》一共有三十九卷，以古希伯来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是基督教承自犹太教的，但《旧约全书》和《希伯来圣经》有所差异，书目的顺序也不同。
旧约在《摩西五书》之后是历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书增加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4卷。
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书）》、《德训篇（希拉赫的智慧书）》。另外，基督教旧约虽然也是以马苏拉文本为准，但顺序上则继承了希腊文圣经，以先知书结尾，不同于犹太教《塔纳赫》以《历代志》结尾的传统。
同时，基督教旧约在马苏拉文本之外，还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内容。此外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还包括了《耶热弥亚之书信》以及《艾斯德尔传》和《达尼尔》较之《以斯帖记》和《达尼尔书》多出的内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会通过筛选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
犹太教圣经，传达的神学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伦之后回归祖国，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国王达成的契约。而基督教旧约却不以回归为主旋律，而是以审判的预言和弥赛亚（即耶稣）到来的预言结尾。
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看来，耶稣降临和施洗约翰的预言才是旧约所预备的。《玛拉基书》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约翰：
“万军之上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
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希伯来民族史的帷幕。
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
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
莎草纸基督教新约《罗马书》
自1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
而一讨论起来《圣经》我们首先又会想到耶稣耶和华这个人。
拿撒勒人耶稣大约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29或30世纪，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
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如果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
“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
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
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
1、施行奇迹的神人；
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
3、掌握大权的国王。
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
“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他告诚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
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
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
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
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地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
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
其实《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具有犹太民族的文化个性。
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
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
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在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
《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
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
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
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
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在《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
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
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
如果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
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
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旧约》记载了犹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
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带神话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民族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
“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
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
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
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
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
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
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未完待续。)
说起恶魔还有七大天使，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圣经》这本著作了。
《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新约》组成。《旧约》一共有三十九卷，以古希伯来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是基督教承自犹太教的，但《旧约全书》和《希伯来圣经》有所差异，书目的顺序也不同。
旧约在《摩西五书》之后是历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书增加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4卷。
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书）》、《德训篇（希拉赫的智慧书）》。另外，基督教旧约虽然也是以马苏拉文本为准，但顺序上则继承了希腊文圣经，以先知书结尾，不同于犹太教《塔纳赫》以《历代志》结尾的传统。
同时，基督教旧约在马苏拉文本之外，还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内容。此外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还包括了《耶热弥亚之书信》以及《艾斯德尔传》和《达尼尔》较之《以斯帖记》和《达尼尔书》多出的内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会通过筛选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
犹太教圣经，传达的神学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伦之后回归祖国，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国王达成的契约。而基督教旧约却不以回归为主旋律，而是以审判的预言和弥赛亚（即耶稣）到来的预言结尾。
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看来，耶稣降临和施洗约翰的预言才是旧约所预备的。《玛拉基书》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约翰：
“万军之上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
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希伯来民族史的帷幕。
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
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
莎草纸基督教新约《罗马书》
自1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
而一讨论起来《圣经》我们首先又会想到耶稣耶和华这个人。
拿撒勒人耶稣大约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29或30世纪，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
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如果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
“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
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
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
1、施行奇迹的神人；
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
3、掌握大权的国王。
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
“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他告诚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
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
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
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
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地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
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
其实《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具有犹太民族的文化个性。
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
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
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在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
《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
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
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
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
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在《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
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
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
如果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
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
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旧约》记载了犹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
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带神话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民族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
“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
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
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
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
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
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
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