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四节 压力重重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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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廷带着龙元喜和伍崇曜坐在朱敬伦的书房里，这里是过去的广州巡抚衙门，朱敬伦的皇宫定在两广总督府，但是那座府邸英法联军攻打广州的时候就炸毁了，现在已经找人清理废墟，但要住进去还得好一阵子，所以朱敬伦这个皇帝显得有些寒酸。
陈芝廷有些拘谨，尽管他跟朱敬伦已经很熟悉了，在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他就跟随朱敬伦了，可是过去的陈芝廷更是以一个乡绅，一个举人，一个手下的身份跟着朱敬伦的，但现在他是以一个宰相的身份面对一个皇帝，这种新的身份，哪怕过去了半年天气，他依然还无法做到从容。
不从容，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合格。
他爬升的速度太快了，这跟朱敬伦手下实在是没有人才储备，才不得不不断的破格提拔官员有关，感情上陈芝廷是感激朱敬伦的，这是知遇之恩，对于一个文人，恩莫大于此，可正因为这样，他就更是不安，朱敬伦恢复宰相制度，还让他当宰相，这是将国家托付给他，可是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做的不好。
陈芝廷缺乏经验，他自己都明白，他最大的执政经验，就是跟随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可那时候他职位是县丞，虽然朱敬伦放开手让他管县政，他的经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县令，
即便是这个县令，他当初主要扮演的，还是一个拖后腿的。
朱敬伦想尽办法在洋人、广東文官集团和当地乡绅几大势力之间玩平衡，才在新安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基业，比如修建了兵工厂，组建了数量庞大的乡勇。但当时陈芝廷对这些基业并没有太重视，因为当时他也没想到朱敬伦后来会当皇帝，当朱敬伦招募洋人建军械所的时候，他就很不满意，多次劝阻，当朱敬伦在新安修建交易所的时候，修建港口的时候，他都以一个乡绅的观念表示反对过。
现在看来，那些东西是朱敬伦最大的资本，军械所是兵工厂的掩护名字，因为军械所，朱敬伦的军队中拥有了精良的洋枪洋炮，交易所则是朱敬伦的钱袋子，有了交易所，朱敬伦才吸引到大批商人来交易，收到了大批的税收，建港口同样是这个道理，但当时的陈芝廷，全都表示了反对。
此时的陈芝廷，跟过去的位置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而且周游列国，让他思想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当时就形成的，而是在回国后不断的思考西方国家的各种事务慢慢转变的。
尤其是现在当了宰相，他的心胸跟过去的书生、举人完全不同了，过去他就是看不惯洋人，他就是不想看到蛮夷，恨屋及乌，所有跟洋人沾边的东西，他都不喜欢，哪怕当时在洋人的国家出使，他也不睁眼瞧那些洋人洋洋自得的大学和博物馆。
可现在慢慢回想起来，洋人的很多东西还是让很很震撼的，高耸入云的教堂，轰鸣奔跑的火车都让他觉得惊奇，而最让他感到恐慌的是，普鲁士那样的国家，竟然能做到人人都有书读，不管读的是什么书，人人识字这是很可怕的，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以一个读书人的心态来看，这种让人人有书读的景象，实在是太刺激他了。
所以时间越久，陈芝廷就越是不盲目的反对洋人，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洋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个现实。所以他现在不但不反对跟洋人做生意，甚至巴不得更多洋人来做买卖，然后纳税呢。
现在他最头疼的就是钱，财政紧缺正是他自认为自己这个宰相当的不够格的最大原因，朱敬伦以登基为由，免除了福健、广東和广西三省今年的赋税，这是一笔千万级别的收入，不向农民收这笔钱，那就要从商人手里弥补。
因此陈芝廷很支持商人去做生意，但商人扩大生意是有限的，去年广東收入商税超过了千万，今年加上了福健和广西，肯定会增长不少，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两千万。而需要的开销实在太大。
真是不当家不知道盐米贵，他当了这个宰相后，还没有感觉到身居高位的尊崇，反倒是被来自各地的一份份财政预算弄得灰头土脸，各地都是要钱的，今时不同往日，过去清廷的地方管理，是地方先截留，现在则是统一的税务部门收上来放入户部，地方开销必须按照统一的格式进行申请。
因为历年的战争，各地都有大把的政务荒废，现在新朝新立，大多都是新官上任，或者老官留人，但所有人都想在这个新朝有所作为，因此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给新朝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这新气象固然可喜，可都是要花钱的，南海县、顺德县说他们的桑田圩堤需要维护，申请拨银十万两，英德说他们的城墙打破了得修，番禺县说广州城许多房子被烧，需要重建，琼州府还说他们哪里今年遭灾了，有灾民需要救济。
林林总总各地报上来的预算高达三千万两，勒令户部严格合适之后，依然得支出两千万两左右，而国库不但空空如洗，反而还欠着五千万两的亏空，这笔钱是用发债券的新办法筹集的，尽管是新办法，但也是要还的。
非还不可。
因为陈芝廷清楚，这笔国债最大的持有人是广府银行，而广府银行最大的股东，正是朱敬伦本人。所以说，这笔钱是欠皇帝的，欠皇帝的钱不能不还，不仅仅是因为皇帝的权威，更是因为朱敬伦的态度。
因为广府银行是朱敬伦开的，尽管里面还有四大行商的股份，但陈芝廷依然将这个银行堪称是大明朝的内库，是皇帝的私人金库。按照清朝的旧规矩，尽管内库和官库是分开的，但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分的并没有那么细，乾隆时期内库有钱的时候，乾隆也是大把的将内库的钱用来填补官库。
所以陈芝廷不是没打过这个主意，他不止一次暗示过朱敬伦，希望能抹平这笔债务，他觉得只要皇帝都不要这笔债了，相信伍家、潘家这样的商人，还不敢要官府还钱，那么那庞大的债务就等于抹平了。
陈芝廷不懂也不在乎债务信用，国家信用问题，但朱敬伦可是很在乎的，他很明确的表示，公私分明，这笔钱国库必须按期偿还。
按期偿还，这就要了陈芝廷的命了，尽管这笔债务的利息不高，远没有钱庄动辄一分以上的利息，只有三厘的低息，可基数太庞大了，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一百多万，加上到期的本金，明年光是本金加利息，陈芝廷就要偿付五百万两，这让他从哪里找去。
幸好大明打了一场胜仗，清廷这个冤大头赔了几千万两银子，尽管不是一次到账，可是分期用来偿还债务本息到时够了，可是各地的收支依然不平衡，陈芝廷继续借款的话，债务只会越滚越大，这笔债何时是个头啊。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大把的事情让陈芝廷烦心呢。
朱敬伦让他当宰相，对他很放心，目前为止，几乎是将朝政完全托付给他了，没有明清两朝的三日一朝，皇帝从不直接指使大臣，所有的公文都要由他汇总，他觉得重要的，才会请示皇帝，硬性的限制很少，比如拨款一百万两以上的，才需要皇帝直接批准，另外就是兵部目前由皇帝直接指挥，兵部尚书只是礼节性的对陈芝廷负责，而兵部的重要文件，都是直接送交中书省的。
朱敬伦如此重用他，更让陈芝廷压力大，生怕办错了事有负君恩，他几乎是事必躬亲，每天光是阅览各地送来的日常公文，就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如果仅仅是累也还罢了，还有很多事情让他无所适从，比如今天遇到的英国总督的照会问题。
罗便臣强烈要求大明军队立刻撤出澳门，否则一切后果由大明政府负责，英国人已经打过两次广州了，如果在自己任上，将英国第三次引到广州来，陈芝廷的官做不做不重要，关键是他觉得太对不起皇帝的知遇之恩了。
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决断，所以他带人来找朱敬伦，但同时他觉得还是自己领导无方，他内心愧疚，所以他一言不发，十分拘谨的坐着听朱敬伦的指示。
朱敬伦看到陈芝廷的状态，这已经不是短时间了，自从上任之后，陈芝廷的状态都不太对，也是，让一个习惯了下跪磕头的政治制度下的官员，突然放在独当一面的宰相位置上，换任何一个人也会无所适从的。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曹振镛一路做到了太子太师、太傅，画像进入了紫光阁，可当别人问他为官之道的时候，他说出了晚清官场一句明言：多磕头少说话。
晚清政治文化已经到了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程度，文官们早就习惯了不负责任，有事上报就事不关己，可突然要他们负责，陈芝廷难免不习惯。
摸清情况的朱敬伦并没有给陈芝廷施压，反而是柔声细语的仔细解释自己的意图，但是有些话，即便声音再小，也显得振聋发聩。
因为朱敬伦说：“我打算趁此机会收回澳门，然后找机会收回香港岛。”(未完待续。)
陈芝廷带着龙元喜和伍崇曜坐在朱敬伦的书房里，这里是过去的广州巡抚衙门，朱敬伦的皇宫定在两广总督府，但是那座府邸英法联军攻打广州的时候就炸毁了，现在已经找人清理废墟，但要住进去还得好一阵子，所以朱敬伦这个皇帝显得有些寒酸。
陈芝廷有些拘谨，尽管他跟朱敬伦已经很熟悉了，在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他就跟随朱敬伦了，可是过去的陈芝廷更是以一个乡绅，一个举人，一个手下的身份跟着朱敬伦的，但现在他是以一个宰相的身份面对一个皇帝，这种新的身份，哪怕过去了半年天气，他依然还无法做到从容。
不从容，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合格。
他爬升的速度太快了，这跟朱敬伦手下实在是没有人才储备，才不得不不断的破格提拔官员有关，感情上陈芝廷是感激朱敬伦的，这是知遇之恩，对于一个文人，恩莫大于此，可正因为这样，他就更是不安，朱敬伦恢复宰相制度，还让他当宰相，这是将国家托付给他，可是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做的不好。
陈芝廷缺乏经验，他自己都明白，他最大的执政经验，就是跟随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可那时候他职位是县丞，虽然朱敬伦放开手让他管县政，他的经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县令，
即便是这个县令，他当初主要扮演的，还是一个拖后腿的。
朱敬伦想尽办法在洋人、广東文官集团和当地乡绅几大势力之间玩平衡，才在新安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基业，比如修建了兵工厂，组建了数量庞大的乡勇。但当时陈芝廷对这些基业并没有太重视，因为当时他也没想到朱敬伦后来会当皇帝，当朱敬伦招募洋人建军械所的时候，他就很不满意，多次劝阻，当朱敬伦在新安修建交易所的时候，修建港口的时候，他都以一个乡绅的观念表示反对过。
现在看来，那些东西是朱敬伦最大的资本，军械所是兵工厂的掩护名字，因为军械所，朱敬伦的军队中拥有了精良的洋枪洋炮，交易所则是朱敬伦的钱袋子，有了交易所，朱敬伦才吸引到大批商人来交易，收到了大批的税收，建港口同样是这个道理，但当时的陈芝廷，全都表示了反对。
此时的陈芝廷，跟过去的位置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而且周游列国，让他思想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当时就形成的，而是在回国后不断的思考西方国家的各种事务慢慢转变的。
尤其是现在当了宰相，他的心胸跟过去的书生、举人完全不同了，过去他就是看不惯洋人，他就是不想看到蛮夷，恨屋及乌，所有跟洋人沾边的东西，他都不喜欢，哪怕当时在洋人的国家出使，他也不睁眼瞧那些洋人洋洋自得的大学和博物馆。
可现在慢慢回想起来，洋人的很多东西还是让很很震撼的，高耸入云的教堂，轰鸣奔跑的火车都让他觉得惊奇，而最让他感到恐慌的是，普鲁士那样的国家，竟然能做到人人都有书读，不管读的是什么书，人人识字这是很可怕的，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以一个读书人的心态来看，这种让人人有书读的景象，实在是太刺激他了。
所以时间越久，陈芝廷就越是不盲目的反对洋人，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洋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个现实。所以他现在不但不反对跟洋人做生意，甚至巴不得更多洋人来做买卖，然后纳税呢。
现在他最头疼的就是钱，财政紧缺正是他自认为自己这个宰相当的不够格的最大原因，朱敬伦以登基为由，免除了福健、广東和广西三省今年的赋税，这是一笔千万级别的收入，不向农民收这笔钱，那就要从商人手里弥补。
因此陈芝廷很支持商人去做生意，但商人扩大生意是有限的，去年广東收入商税超过了千万，今年加上了福健和广西，肯定会增长不少，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两千万。而需要的开销实在太大。
真是不当家不知道盐米贵，他当了这个宰相后，还没有感觉到身居高位的尊崇，反倒是被来自各地的一份份财政预算弄得灰头土脸，各地都是要钱的，今时不同往日，过去清廷的地方管理，是地方先截留，现在则是统一的税务部门收上来放入户部，地方开销必须按照统一的格式进行申请。
因为历年的战争，各地都有大把的政务荒废，现在新朝新立，大多都是新官上任，或者老官留人，但所有人都想在这个新朝有所作为，因此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给新朝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这新气象固然可喜，可都是要花钱的，南海县、顺德县说他们的桑田圩堤需要维护，申请拨银十万两，英德说他们的城墙打破了得修，番禺县说广州城许多房子被烧，需要重建，琼州府还说他们哪里今年遭灾了，有灾民需要救济。
林林总总各地报上来的预算高达三千万两，勒令户部严格合适之后，依然得支出两千万两左右，而国库不但空空如洗，反而还欠着五千万两的亏空，这笔钱是用发债券的新办法筹集的，尽管是新办法，但也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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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陈芝廷清楚，这笔国债最大的持有人是广府银行，而广府银行最大的股东，正是朱敬伦本人。所以说，这笔钱是欠皇帝的，欠皇帝的钱不能不还，不仅仅是因为皇帝的权威，更是因为朱敬伦的态度。
因为广府银行是朱敬伦开的，尽管里面还有四大行商的股份，但陈芝廷依然将这个银行堪称是大明朝的内库，是皇帝的私人金库。按照清朝的旧规矩，尽管内库和官库是分开的，但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分的并没有那么细，乾隆时期内库有钱的时候，乾隆也是大把的将内库的钱用来填补官库。
所以陈芝廷不是没打过这个主意，他不止一次暗示过朱敬伦，希望能抹平这笔债务，他觉得只要皇帝都不要这笔债了，相信伍家、潘家这样的商人，还不敢要官府还钱，那么那庞大的债务就等于抹平了。
陈芝廷不懂也不在乎债务信用，国家信用问题，但朱敬伦可是很在乎的，他很明确的表示，公私分明，这笔钱国库必须按期偿还。
按期偿还，这就要了陈芝廷的命了，尽管这笔债务的利息不高，远没有钱庄动辄一分以上的利息，只有三厘的低息，可基数太庞大了，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一百多万，加上到期的本金，明年光是本金加利息，陈芝廷就要偿付五百万两，这让他从哪里找去。
幸好大明打了一场胜仗，清廷这个冤大头赔了几千万两银子，尽管不是一次到账，可是分期用来偿还债务本息到时够了，可是各地的收支依然不平衡，陈芝廷继续借款的话，债务只会越滚越大，这笔债何时是个头啊。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大把的事情让陈芝廷烦心呢。
朱敬伦让他当宰相，对他很放心，目前为止，几乎是将朝政完全托付给他了，没有明清两朝的三日一朝，皇帝从不直接指使大臣，所有的公文都要由他汇总，他觉得重要的，才会请示皇帝，硬性的限制很少，比如拨款一百万两以上的，才需要皇帝直接批准，另外就是兵部目前由皇帝直接指挥，兵部尚书只是礼节性的对陈芝廷负责，而兵部的重要文件，都是直接送交中书省的。
朱敬伦如此重用他，更让陈芝廷压力大，生怕办错了事有负君恩，他几乎是事必躬亲，每天光是阅览各地送来的日常公文，就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如果仅仅是累也还罢了，还有很多事情让他无所适从，比如今天遇到的英国总督的照会问题。
罗便臣强烈要求大明军队立刻撤出澳门，否则一切后果由大明政府负责，英国人已经打过两次广州了，如果在自己任上，将英国第三次引到广州来，陈芝廷的官做不做不重要，关键是他觉得太对不起皇帝的知遇之恩了。
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决断，所以他带人来找朱敬伦，但同时他觉得还是自己领导无方，他内心愧疚，所以他一言不发，十分拘谨的坐着听朱敬伦的指示。
朱敬伦看到陈芝廷的状态，这已经不是短时间了，自从上任之后，陈芝廷的状态都不太对，也是，让一个习惯了下跪磕头的政治制度下的官员，突然放在独当一面的宰相位置上，换任何一个人也会无所适从的。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曹振镛一路做到了太子太师、太傅，画像进入了紫光阁，可当别人问他为官之道的时候，他说出了晚清官场一句明言：多磕头少说话。
晚清政治文化已经到了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程度，文官们早就习惯了不负责任，有事上报就事不关己，可突然要他们负责，陈芝廷难免不习惯。
摸清情况的朱敬伦并没有给陈芝廷施压，反而是柔声细语的仔细解释自己的意图，但是有些话，即便声音再小，也显得振聋发聩。
因为朱敬伦说：“我打算趁此机会收回澳门，然后找机会收回香港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