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节 敌国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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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乡勇问题的看法上，柏贵是能理解皇帝的心思的，所以他不愿意把举荐朱敬伦跟裁撤乡勇一事画上等号，只说朱敬伦能力出众，应该为国举荐人才。当然黄宗汉就偏要把朱敬伦跟乡勇混为一谈，认为此时举荐朱敬伦帮办团练，等于扩大了乡勇的势力。
朱敬伦的事情，只是黄宗汉和柏贵俩人权力争斗的一部分，这场争斗还牵连到了张千山的功绩，张千山是朱敬伦假借柏贵的名义招来的，因为后来攻占炮台立下大功，柏贵是乐意事后背书的，乐意承认是在他的安排下招张千山入援广州的。同样，黄宗汉依然要反对，坚决拒绝承认张千山的功劳，不是完全否认，而是认为张千山入援广州不合调兵章程，如果给他请功，就是乱了朝廷的法度，相比一个小小的千总立下的功劳，维护朝廷法度更重要。
双方都打着各种大义的旗号，其实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权力增加筹码，权力这种东西，虽然有明确的制度分化，可是事在人为，有的地方巡抚就是做的比总督牛，因为制度给你的权力，会用跟不会用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柏贵跟黄宗汉争的好像是两个人的功劳问题，可实际上争的是他们自身的权势，试问如果一个官员总是无法照顾到给他们做事的人，那么谁还会用心给他们办事呢，谁还会跟随他们的步伐呢，官场上也是有小团体的。
事实上，柏贵和黄宗汉俩人恐怕都不会太在乎朱敬伦和张千山这样的人物的功劳，可是俩人就是不能让步，尤其是柏贵，他现在心里已经比过去踏实多了，前几天还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但是有招降洋人的功绩在手，他现在要考虑的是跟黄宗汉的关系问题。
巡抚理论上是必须要听总督的，但如果总督对巡抚不利，巡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那还是要斗上一斗的，如果将来要斗，柏贵手里就要有帮他做事的人，所以他现在强势的要给张千山和朱敬伦请功，不过是在给将来铺路，让大家看看跟着柏贵巡抚做事巡抚是会力挺的，这样会让依附柏贵的人更紧密的拴在他的身上，而不至于随时背叛。
越是弱势的人，越表现的强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柏贵现在就是这样，他没有退路了，与其将来要被黄宗汉在广东逼的走投无路，不如现在寸步不让，至于斗争的代价，大不了皇帝调自己离开广东罢了，那样也许更好。
斗的结果就是，双方谁也无法让对方妥协，黄宗汉的报功奏章上不会出现柏贵的人，柏贵就自己写奏疏向皇帝陈情，当然他的奏疏是得不到黄宗汉的副署，至于皇帝会怎么定，那就看皇帝的心情和权衡了。
如果按照正常状态，这俩人的内斗就如同两条蛐蛐一样，在被主人分开之前，他们一定会一直咬下去，直到一个把另一个咬死，主人何时分开他们，同样要看主人的心情，如果主人觉得有趣，没准就让他们一直斗下去。
不过这时候可不是正常状态，英国人如同另一个争夺蛐蛐的顽劣孩童一般，强行挤了进来，也想伸出草秆撩拨两只蛐蛐。
但是蛐蛐不乐意了，蛐蛐是有节操的，除非英国这个孩童能把整个蛐蛐罐都抢过去，他们才会继续为英国顽童咬下去，在没抢走之前，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跟英国顽童伸进来的草秆撕咬。
那草秆就是出现在珠江上的四艘英国战舰。
当那四艘英军战舰出现之后，一切的争吵似乎都戛然而止，文官们突然明白，他们这是在打仗啊！
黄宗汉甚至破例邀请了柏贵参加会议商讨对敌之策，他心里其实已经明白，柏贵倒不了了，那么干脆就让柏贵也参加进来，反正如果这次出事，多一个顶缸的人也好，黄宗汉很清楚，他们能从洋人手里夺下广州城，其中有多少是讨巧的，如果没有一系列机缘巧合的话，这座城池会一直拒绝他们，直到洋人主动让出来。
四艘英国战船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打了洋人，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的事情，他们多少是知情的，也知道英法联军主力高达数千人，二十年前英国一个国家，就从广州一直打到了南京，一路攻城略地，没有一合之将。现在英法两个国家，根据他们这段时间收集到的信息，那法国在欧陆可是能跟英国一较长短的强国，而且比英国陆军更强，极其善于陆战，乃是欧陆第一陆军强国。
一国都挡不住，况乎两国？
他们收复广州城，还有一个朱敬伦通风报信，连布防图都能给他们抄出来，还一直搅的英法联军内部不和，英军主力的印度兵也被骚扰的无心恋战，尽管一直不承认朱敬伦起到的作用，但黄宗汉很清楚，这些偶然因素少了任何一个，他们遇到的麻烦就会增大很多。
可现在人家又来了，很明显是带着主力来了，那四艘船不算什么，但那是一个宣言。
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
这时候谁说话谁就要担干系，谁敢说打，打败了绝对要担责任，谁要说和，这苦差事也会推到他头上去。就算和谈成了，还要有人挑毛病，出卖了利益就骂他卖国，没有出卖利益也会说他有辱国体，不该跟洋人妥协，说是长了洋人的志气，壮夷之威，使夷人轻我云云。战后这些大话连篇的人，那时候绝不会记起当初让出主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说话的。
柏贵更是根本没来，表示他已经去职了，而且还继续住在英军军营，扬言安抚英夷。
黄宗汉叹了口气，还得他来负责啊，说到底他是两广总督。
黄宗汉说静观其变。
黄宗汉说话了，别人也就敢说话了，这时候就有人提建议了，还算好，这一批广东官员中有几个肯办事的，华庭杰认为应该加固炮台，增加驻守炮台的兵力，还要增添火炮，操练炮手。
尽管不解决大问题，但这毕竟是建设性的意见，于是纷纷说好，就说华县令颇能任事，此事宜交由华县令负责，其中就属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老官吏支持力度最大，浑然忘记了就在昨日他们还慷慨激昂的在黄宗汉面前状告华庭杰，一副与这个贪赃县令势不两立的模样。
城外的炮声中断了会议，黄宗汉让大家各司其职，让华庭杰主持炮台防务去。
炮战持续了两个小时才结束，四艘英军战舰，其实都是小船，是英军中的炮艇，每艘炮艇上只有四门炮，这四门炮跟东炮台对射了两个小时，竟然毫发无伤，因为他们的距离实在是太远，距离三里之外呢。
炮台上的大炮最大射程号称能打九里，但有效射程其实就三里，再远的话，就没什么准头了，瞄天打地的概率。
炮台上的炮手打跑了英国战船，一片的欢呼声，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暴露了多少信息，英国人几艘炮艇过来，就试探出了中国守军使用炮台的能力，包括瞄准的能力和发射的频率。
至于那些大炮的性能，英国人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些根本就是他们安装上去的。
摸清楚中国炮手的水平后，他们就能根据这些资料，制定相应的战术，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
朱敬伦是一眼就看清楚英军的意图，但他也不可能去点破这个真相，就让那些炮手以为是他们打退了英军军舰吧，增强点信心也好过知道现实后的绝望，哪怕这信心是盲目的，总好过绝望之下不战而逃的好。
当然能不打自然更好，所以朱敬伦去找了柏贵，向柏贵建议，这一回应该跟洋人谈判，柏贵却说他见识浅薄，那洋人气势汹汹而来，岂会答应和谈，即便是要和谈，怕是又要割地赔款，这得皇帝做主，他一个去职的广东巡抚可做不了主。
这时候柏贵又想起来自己已经去职了。
柏贵住在关押英军战俘的广州协镇军营，朱敬伦就住在不远的海关衙门里。
回到住处，朱敬伦就拿出纸笔开始写外交方案。不写下来不行了，自从机械体休眠之后，朱敬伦就发现自己的脑力开始不够用了，过去一个方案在脑子里转一圈就拟定了，而且绝对不会忘记或者出现疏漏，但现在不行了，不记下来，总出问题。
打是打不过的，这谁都清楚，尽管谁都不敢明说。既然不能说，就只能被动应付，这一仗恐怕还得打一打，那些官员只有挨揍了才会主动一点，就像一头驴，不拿鞭子抽他们，他们就不动。
当然他们比驴聪明多了，如果不打一下就妄自谈判，当年的琦善就是例子，不想跟英夷打仗，擅自签订了一个穿鼻草约，结果被皇帝“革职锁拿，查抄家产”，要知道琦善可是世袭一等侯的正经的满洲权贵，都落得这样的待遇，他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没人敢擅自说和谈，但是打一场就好了，可以向皇帝证明不是俺们不想报君恩，实在是能力有限，打不过啊。打败了之后谈，那就是亡羊补牢，为皇帝保全疆土了。
大一统皇权统治之下，这种荒谬的故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所以朱敬伦知道，那些文官是靠不住的，不是他们没能力，只是有时候他们为了明哲保身，在明知道错的情况下，还是要装糊涂错下去。
可让他们打一场败仗，还不如不打，那样收复广州的作用不但没有，再次失去的时候对民族自尊心的影响恐怕更大。
朱敬伦一时感觉到一种想要做事却无法做事的两难处境。
在对乡勇问题的看法上，柏贵是能理解皇帝的心思的，所以他不愿意把举荐朱敬伦跟裁撤乡勇一事画上等号，只说朱敬伦能力出众，应该为国举荐人才。当然黄宗汉就偏要把朱敬伦跟乡勇混为一谈，认为此时举荐朱敬伦帮办团练，等于扩大了乡勇的势力。
朱敬伦的事情，只是黄宗汉和柏贵俩人权力争斗的一部分，这场争斗还牵连到了张千山的功绩，张千山是朱敬伦假借柏贵的名义招来的，因为后来攻占炮台立下大功，柏贵是乐意事后背书的，乐意承认是在他的安排下招张千山入援广州的。同样，黄宗汉依然要反对，坚决拒绝承认张千山的功劳，不是完全否认，而是认为张千山入援广州不合调兵章程，如果给他请功，就是乱了朝廷的法度，相比一个小小的千总立下的功劳，维护朝廷法度更重要。
双方都打着各种大义的旗号，其实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权力增加筹码，权力这种东西，虽然有明确的制度分化，可是事在人为，有的地方巡抚就是做的比总督牛，因为制度给你的权力，会用跟不会用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柏贵跟黄宗汉争的好像是两个人的功劳问题，可实际上争的是他们自身的权势，试问如果一个官员总是无法照顾到给他们做事的人，那么谁还会用心给他们办事呢，谁还会跟随他们的步伐呢，官场上也是有小团体的。
事实上，柏贵和黄宗汉俩人恐怕都不会太在乎朱敬伦和张千山这样的人物的功劳，可是俩人就是不能让步，尤其是柏贵，他现在心里已经比过去踏实多了，前几天还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但是有招降洋人的功绩在手，他现在要考虑的是跟黄宗汉的关系问题。
巡抚理论上是必须要听总督的，但如果总督对巡抚不利，巡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那还是要斗上一斗的，如果将来要斗，柏贵手里就要有帮他做事的人，所以他现在强势的要给张千山和朱敬伦请功，不过是在给将来铺路，让大家看看跟着柏贵巡抚做事巡抚是会力挺的，这样会让依附柏贵的人更紧密的拴在他的身上，而不至于随时背叛。
越是弱势的人，越表现的强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柏贵现在就是这样，他没有退路了，与其将来要被黄宗汉在广东逼的走投无路，不如现在寸步不让，至于斗争的代价，大不了皇帝调自己离开广东罢了，那样也许更好。
斗的结果就是，双方谁也无法让对方妥协，黄宗汉的报功奏章上不会出现柏贵的人，柏贵就自己写奏疏向皇帝陈情，当然他的奏疏是得不到黄宗汉的副署，至于皇帝会怎么定，那就看皇帝的心情和权衡了。
如果按照正常状态，这俩人的内斗就如同两条蛐蛐一样，在被主人分开之前，他们一定会一直咬下去，直到一个把另一个咬死，主人何时分开他们，同样要看主人的心情，如果主人觉得有趣，没准就让他们一直斗下去。
不过这时候可不是正常状态，英国人如同另一个争夺蛐蛐的顽劣孩童一般，强行挤了进来，也想伸出草秆撩拨两只蛐蛐。
但是蛐蛐不乐意了，蛐蛐是有节操的，除非英国这个孩童能把整个蛐蛐罐都抢过去，他们才会继续为英国顽童咬下去，在没抢走之前，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跟英国顽童伸进来的草秆撕咬。
那草秆就是出现在珠江上的四艘英国战舰。
当那四艘英军战舰出现之后，一切的争吵似乎都戛然而止，文官们突然明白，他们这是在打仗啊！
黄宗汉甚至破例邀请了柏贵参加会议商讨对敌之策，他心里其实已经明白，柏贵倒不了了，那么干脆就让柏贵也参加进来，反正如果这次出事，多一个顶缸的人也好，黄宗汉很清楚，他们能从洋人手里夺下广州城，其中有多少是讨巧的，如果没有一系列机缘巧合的话，这座城池会一直拒绝他们，直到洋人主动让出来。
四艘英国战船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打了洋人，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的事情，他们多少是知情的，也知道英法联军主力高达数千人，二十年前英国一个国家，就从广州一直打到了南京，一路攻城略地，没有一合之将。现在英法两个国家，根据他们这段时间收集到的信息，那法国在欧陆可是能跟英国一较长短的强国，而且比英国陆军更强，极其善于陆战，乃是欧陆第一陆军强国。
一国都挡不住，况乎两国？
他们收复广州城，还有一个朱敬伦通风报信，连布防图都能给他们抄出来，还一直搅的英法联军内部不和，英军主力的印度兵也被骚扰的无心恋战，尽管一直不承认朱敬伦起到的作用，但黄宗汉很清楚，这些偶然因素少了任何一个，他们遇到的麻烦就会增大很多。
可现在人家又来了，很明显是带着主力来了，那四艘船不算什么，但那是一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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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谁说话谁就要担干系，谁敢说打，打败了绝对要担责任，谁要说和，这苦差事也会推到他头上去。就算和谈成了，还要有人挑毛病，出卖了利益就骂他卖国，没有出卖利益也会说他有辱国体，不该跟洋人妥协，说是长了洋人的志气，壮夷之威，使夷人轻我云云。战后这些大话连篇的人，那时候绝不会记起当初让出主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说话的。
柏贵更是根本没来，表示他已经去职了，而且还继续住在英军军营，扬言安抚英夷。
黄宗汉叹了口气，还得他来负责啊，说到底他是两广总督。
黄宗汉说静观其变。
黄宗汉说话了，别人也就敢说话了，这时候就有人提建议了，还算好，这一批广东官员中有几个肯办事的，华庭杰认为应该加固炮台，增加驻守炮台的兵力，还要增添火炮，操练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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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的炮声中断了会议，黄宗汉让大家各司其职，让华庭杰主持炮台防务去。
炮战持续了两个小时才结束，四艘英军战舰，其实都是小船，是英军中的炮艇，每艘炮艇上只有四门炮，这四门炮跟东炮台对射了两个小时，竟然毫发无伤，因为他们的距离实在是太远，距离三里之外呢。
炮台上的大炮最大射程号称能打九里，但有效射程其实就三里，再远的话，就没什么准头了，瞄天打地的概率。
炮台上的炮手打跑了英国战船，一片的欢呼声，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暴露了多少信息，英国人几艘炮艇过来，就试探出了中国守军使用炮台的能力，包括瞄准的能力和发射的频率。
至于那些大炮的性能，英国人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些根本就是他们安装上去的。
摸清楚中国炮手的水平后，他们就能根据这些资料，制定相应的战术，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
朱敬伦是一眼就看清楚英军的意图，但他也不可能去点破这个真相，就让那些炮手以为是他们打退了英军军舰吧，增强点信心也好过知道现实后的绝望，哪怕这信心是盲目的，总好过绝望之下不战而逃的好。
当然能不打自然更好，所以朱敬伦去找了柏贵，向柏贵建议，这一回应该跟洋人谈判，柏贵却说他见识浅薄，那洋人气势汹汹而来，岂会答应和谈，即便是要和谈，怕是又要割地赔款，这得皇帝做主，他一个去职的广东巡抚可做不了主。
这时候柏贵又想起来自己已经去职了。
柏贵住在关押英军战俘的广州协镇军营，朱敬伦就住在不远的海关衙门里。
回到住处，朱敬伦就拿出纸笔开始写外交方案。不写下来不行了，自从机械体休眠之后，朱敬伦就发现自己的脑力开始不够用了，过去一个方案在脑子里转一圈就拟定了，而且绝对不会忘记或者出现疏漏，但现在不行了，不记下来，总出问题。
打是打不过的，这谁都清楚，尽管谁都不敢明说。既然不能说，就只能被动应付，这一仗恐怕还得打一打，那些官员只有挨揍了才会主动一点，就像一头驴，不拿鞭子抽他们，他们就不动。
当然他们比驴聪明多了，如果不打一下就妄自谈判，当年的琦善就是例子，不想跟英夷打仗，擅自签订了一个穿鼻草约，结果被皇帝“革职锁拿，查抄家产”，要知道琦善可是世袭一等侯的正经的满洲权贵，都落得这样的待遇，他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没人敢擅自说和谈，但是打一场就好了，可以向皇帝证明不是俺们不想报君恩，实在是能力有限，打不过啊。打败了之后谈，那就是亡羊补牢，为皇帝保全疆土了。
大一统皇权统治之下，这种荒谬的故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所以朱敬伦知道，那些文官是靠不住的，不是他们没能力，只是有时候他们为了明哲保身，在明知道错的情况下，还是要装糊涂错下去。
可让他们打一场败仗，还不如不打，那样收复广州的作用不但没有，再次失去的时候对民族自尊心的影响恐怕更大。
朱敬伦一时感觉到一种想要做事却无法做事的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