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宋家父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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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恭送出来茶社的大门,宋副区长与强子等人握手告别,强子知道有我陪着,接下来的事情不用他担心,任由我发挥吧!
聊点什么呢?走出几步远之后,我开始转动脑筋。睍莼璩伤
我迅速有了主意,我对宋副区长问道:“区长,当下问‘你幸福吗?’,这个话题很热,您是怎么看的?”
我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抬头看我,问:“你今天看齐鲁晚报了吗?”
我摇摇头。
宋副区长微笑地说:“文化名人易中天,在报道上说他今天回到他的母校武汉大学,为同学们讲《西周的中国式政治智慧》。讲座结束,主持人问了易中天‘你幸福吗?’这个著名的问题。”
“他是如何回答的?”我发现我的问题成了他的问题,看来从政治智慧方面,我落败了。
和蔼的宋副区长像讲笑话一样说:“果然,这个著名问题惹得易中天一阵牢骚。‘这个问题怎么能问?一个幸福的人有不开心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也有幸福的时刻。如果你问我现在幸不幸福,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我回家了很幸福。’小毕,易中天的回答应该你也认同吧?”
“您不认同吗?”我反问道。
宋副区长没表达他的态度,他还是拿易中天说事,“易中天讲话直率,做人更真的易中天在座谈时,甚至在回答中频爆粗口,一句‘央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余,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让全场观众再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呵呵。”
听见宋副区长笑,我立刻表达出我之所以挑起这个话题的意图,对他说道:“央视记者拿着话筒问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很滑稽、也很无聊,幸福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心理状态,谁能一句话概括幸福与不幸福?老百姓要幸福,但不要‘被幸福’,是不是区长?”
宋副区长若有所思,等我义愤填膺的感慨完,才说:“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我们济南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济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济南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交通不畅,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很多。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哦。”我听得仔细,知道宋副区长肯定有研究,就问,“应该怎么做呢?
宋副区长道:“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ru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我不得不佩服,宋副区长宏观思想是我不能比拟的,说完“结果”两个字,他问我:“小毕,你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我思考了一番,回答道:“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宋副区长继续发问:“在你的理解当中,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说来我听听。”
我张开便说:“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宋副区长发现我如此看待问题,深表赞同,频频点头,肯定道:“看问题很透彻,我简单把你的观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必须具备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对不对?”
我当即赞成道:“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嗯。”宋副区长又是连连点头。
我的兴致由于宋副区长的肯定,情绪达到高峰,既然能聊得来,我就继续发话:“区长,现在我们谈幸福,十之八.九得出结论是我们不幸福,包括衣食无忧的我来说,也是同感。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宋副区长点头答道:“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我追问:“为什么说公平正义更重要?”
宋副区长说:“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都不稳定了,谈何幸福。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宋副区长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听到了宋副区长的真知灼见,心里很畅快,毫无顾忌的总结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宋副区长笑望我,答:“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感叹一声:“权力都失控了。”
宋副区长苟同我的观点:“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我继续感叹:“这是最可怜的。”
看来我俩这是遇上知音,宋副区长对我的情绪把我的很准,对我的“可怜论”赞同道: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众人恭送出来茶社的大门,宋副区长与强子等人握手告别,强子知道有我陪着,接下来的事情不用他担心,任由我发挥吧!
聊点什么呢?走出几步远之后,我开始转动脑筋。睍莼璩伤
我迅速有了主意,我对宋副区长问道:“区长,当下问‘你幸福吗?’,这个话题很热,您是怎么看的?”
我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抬头看我,问:“你今天看齐鲁晚报了吗?”
我摇摇头。
宋副区长微笑地说:“文化名人易中天,在报道上说他今天回到他的母校武汉大学,为同学们讲《西周的中国式政治智慧》。讲座结束,主持人问了易中天‘你幸福吗?’这个著名的问题。”
“他是如何回答的?”我发现我的问题成了他的问题,看来从政治智慧方面,我落败了。
和蔼的宋副区长像讲笑话一样说:“果然,这个著名问题惹得易中天一阵牢骚。‘这个问题怎么能问?一个幸福的人有不开心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也有幸福的时刻。如果你问我现在幸不幸福,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我回家了很幸福。’小毕,易中天的回答应该你也认同吧?”
“您不认同吗?”我反问道。
宋副区长没表达他的态度,他还是拿易中天说事,“易中天讲话直率,做人更真的易中天在座谈时,甚至在回答中频爆粗口,一句‘央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余,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让全场观众再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呵呵。”
听见宋副区长笑,我立刻表达出我之所以挑起这个话题的意图,对他说道:“央视记者拿着话筒问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很滑稽、也很无聊,幸福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心理状态,谁能一句话概括幸福与不幸福?老百姓要幸福,但不要‘被幸福’,是不是区长?”
宋副区长若有所思,等我义愤填膺的感慨完,才说:“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我们济南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济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济南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交通不畅,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很多。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哦。”我听得仔细,知道宋副区长肯定有研究,就问,“应该怎么做呢?
宋副区长道:“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ru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我不得不佩服,宋副区长宏观思想是我不能比拟的,说完“结果”两个字,他问我:“小毕,你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我思考了一番,回答道:“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宋副区长继续发问:“在你的理解当中,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说来我听听。”
我张开便说:“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宋副区长发现我如此看待问题,深表赞同,频频点头,肯定道:“看问题很透彻,我简单把你的观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必须具备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对不对?”
我当即赞成道:“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嗯。”宋副区长又是连连点头。
我的兴致由于宋副区长的肯定,情绪达到高峰,既然能聊得来,我就继续发话:“区长,现在我们谈幸福,十之八.九得出结论是我们不幸福,包括衣食无忧的我来说,也是同感。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宋副区长点头答道:“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我追问:“为什么说公平正义更重要?”
宋副区长说:“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都不稳定了,谈何幸福。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宋副区长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听到了宋副区长的真知灼见,心里很畅快,毫无顾忌的总结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宋副区长笑望我,答:“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感叹一声:“权力都失控了。”
宋副区长苟同我的观点:“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我继续感叹:“这是最可怜的。”
看来我俩这是遇上知音,宋副区长对我的情绪把我的很准,对我的“可怜论”赞同道: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