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初出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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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位报到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回到县城后，我的单位一直没有着落，我实习的单位县外贸鸡场答应要我，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企业，所以没有表态。一直等到7月中旬，我们一同回来的五个人当中，两个留在县畜牧兽医站，一个的父亲的农业局的副局长，一个的伯父是林业局局长，留在县城是必然的了。另两个去了外贸鸡场，虽说是企业，但户口是县城的，就剩下我一个了，那时候，有人正帮我介绍去文化局，一切都在活动中，但稍后得知，人事局表态，不能跨系统安排。
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惶恐起来了，要是这样下去的话，那我最后的可能还是回到畜牧局，但畜牧局不可能把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也留在县城，所以我已经向人打听哪一个乡镇最好，以便到时候主动提出来。有一天跟遗已经上班了的同学去畜牧局刺探情况，没想到刚遇到了局长，我同学就介绍说，这位某某，在学校已经发表了好多作品的，县外贸鸡场想要他。局长翻着眼看了我一眼，很有兴致，说，就来这里上班吧，在办公室。真是得来不费功夫，连一根烟也不花就搞定了——当时风传一个人要留在县城要花好多好多的钱，所以至今我还非常感激和敬佩我们局长，他叫黄自英，名字像是女的，但是一个大男人，说起来他名字还有一个故事，某年自治区开畜牧会议，会议还将他安排跟一个女同志住一起呢！他有句话在县里很出名，是关于他的年龄的：实际年龄49，身体状况39，思想意识29。2011年听说他死了，很是难过。可当时我也在病中，就淡忘了。
于是，我就开始在畜牧局的办公室上班了。每天写总结材料，写可行性报告。也干些其它的工作，比如春季，牲畜五号病流行了，办公室的就得跟业务部门一起奔赴疫区，一手拿起注满毒药的针筒，将那些发病的猪处死，然后在山上挖一个深坑，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它抬上去，埋掉。只要我们进村，总是猪嘶人叫，村民大哭——成两百斤的猪，眼看就出栏了，就被处死，只补那么一点钱，当然难过，甚至要过来跟我们拼命。也去搞计划生育工作，跟随工作队，到某个村公所住下，白天上家去宣传，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就摸上门，将那些计生对象抓过正着，送到计生站落实措施，有放环的，有结扎的，也是搞得鬼哭狼嚎的。再有就是喝酒，接待都是办公室的工作，上面下来的，下来上来的，兄弟单位的，都要出面搞好关系。以至我的酒量进步神速，在后面我会专门写到，暂且不提。
开始工作了，也真正开始领工资了：第一个月212块，到我走的时候好像提到280多了。但是单位没有房间，我与一个在建材局上班的，也是刚毕业的朋友李励兴就住在一个交警朋友的房子了——那是单位分给他的，但他住家里，也就空了出来。当时连床也没有，我们就铺个席子在地上睡了，半年后才有了床。这一住，就是一年多，也同时开始了我们长到现在的友谊，在所有的朋友当中，他跟我是最知己的，那时候，他的收入要比我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花他的钱，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市的常委了。
显然，212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少得可怜的，经常是还没到月底——我们15号发工资，就一干二净了，到最后，只有在房子楼下的饮食店里赊帐。当时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曾经陪老乡到广东拿了一笔现金回来，那是一笔高达20万元的款项——对于月工资才200来块的人来说太多了。可是，挣这钱的人目不识丁，仅有一个好容貌。我遇到了前所未闻未有的困惑，出来了，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家里也得靠你了，可是你才挣那么一点钱，连养活自己都困难。那时候，家里也怏求自己为姐姐找一份工作，在道义上，这是我最值得干的事情，可是对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三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要在上世纪90年代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但我建议姐姐先出来，在一些地方打零工，慢慢等待机会——但这机会，我等到现在也没等来。
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挟”下，我们登记了。她请了几天假回来，我们照了一张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办了。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张床，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这么悄悄地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发英雄帖，广而告之。我倒觉得结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张扬——其实是自己没有钱，想办也办不了，那时候也确实没有心思办这事情。再过一段时间，朱枸夫人居然通过她老爸的关系，调了回来，我们终于住到一起。
一年后，单位集资建房，这个事件对我的打击是空前的，尽管集资的钱只是三万块，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绝无可能的，家里老父亲的病已经已经到了晚期，还要我拿钱回去买药呢！尽管如此，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节，也就是我工作后的一年，再次发病，农历8月23，升天而去，连一天的福都没有享。不但没有享福，我觉得他过得一般人都要清贫，尽管他开着杂货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样的牙刷，上面都没有几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像一张烂鱼网；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话，那点份量，我估计就是老鼠药吃下那么多都没事。我向单位借了3000块钱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筹了点钱，将他安葬了。亲戚全部都是穷人，不可能有钱借给你。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集资。不过单位还是将两间房租给我住，基本上能安顿下来了。
1994年农历的12月一个清晨，女儿出生了。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季节，我在产房外面踱来踱去，不简短地抽着烟，一边聆听里面的响声，心急如焚。到护士将一个皱巴巴的小精灵抱到我前面时，我看着这个小生命，心里涌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湿润了。她投生到这个贫穷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着吃苦。养育小孩的过程乏善可陈，除了辛苦还是辛苦。初为人父的我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由于朱枸夫人没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给女儿喂奶粉，她稍为长大一点后，一个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块钱，我可以捉襟见肘了，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居然连买奶粉的钱也要凑上好久，我感到了无比的悲哀。
那时候，除了生活，还有两件事长期困扰着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问题，靠朋友介绍，她暂时到一家工厂推斗车，一种相当艰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点满足了。二就是越长越高的债务，到了1994年，我的债务已高达5000多元了。如果单靠领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两年才还清。不过畜牧局也算一个不错的单位，年底总会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还上它。这些困惑，几乎将我压垮，所以在我日后有两部中篇小说《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发表后，深得编辑和读者的好评。有一位读者隆恩教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说：尽管现实生活是那么的艰辛无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脉里的，依旧是汩汩深情——与其说是深情，不如说是希望。
这时候，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县文化馆，也就是刚毕业时想要我的那个单位，还是想要我过去，搞专业创作。毕业两年来，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我已经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了。所以这工作对我说也是有点吸引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馆拥有比较多的实业，什么歌舞厅、游乐场、照相馆之类的，他们答应，只要我答应过去，就解决我姐姐的工作，转为合同工，安排在游乐场干活。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在，却要到那种清水衙门。
人们常说，人生最关键的几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经意中就走了。
到单位报到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回到县城后，我的单位一直没有着落，我实习的单位县外贸鸡场答应要我，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企业，所以没有表态。一直等到7月中旬，我们一同回来的五个人当中，两个留在县畜牧兽医站，一个的父亲的农业局的副局长，一个的伯父是林业局局长，留在县城是必然的了。另两个去了外贸鸡场，虽说是企业，但户口是县城的，就剩下我一个了，那时候，有人正帮我介绍去文化局，一切都在活动中，但稍后得知，人事局表态，不能跨系统安排。
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惶恐起来了，要是这样下去的话，那我最后的可能还是回到畜牧局，但畜牧局不可能把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也留在县城，所以我已经向人打听哪一个乡镇最好，以便到时候主动提出来。有一天跟遗已经上班了的同学去畜牧局刺探情况，没想到刚遇到了局长，我同学就介绍说，这位某某，在学校已经发表了好多作品的，县外贸鸡场想要他。局长翻着眼看了我一眼，很有兴致，说，就来这里上班吧，在办公室。真是得来不费功夫，连一根烟也不花就搞定了——当时风传一个人要留在县城要花好多好多的钱，所以至今我还非常感激和敬佩我们局长，他叫黄自英，名字像是女的，但是一个大男人，说起来他名字还有一个故事，某年自治区开畜牧会议，会议还将他安排跟一个女同志住一起呢！他有句话在县里很出名，是关于他的年龄的：实际年龄49，身体状况39，思想意识29。2011年听说他死了，很是难过。可当时我也在病中，就淡忘了。
于是，我就开始在畜牧局的办公室上班了。每天写总结材料，写可行性报告。也干些其它的工作，比如春季，牲畜五号病流行了，办公室的就得跟业务部门一起奔赴疫区，一手拿起注满毒药的针筒，将那些发病的猪处死，然后在山上挖一个深坑，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它抬上去，埋掉。只要我们进村，总是猪嘶人叫，村民大哭——成两百斤的猪，眼看就出栏了，就被处死，只补那么一点钱，当然难过，甚至要过来跟我们拼命。也去搞计划生育工作，跟随工作队，到某个村公所住下，白天上家去宣传，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就摸上门，将那些计生对象抓过正着，送到计生站落实措施，有放环的，有结扎的，也是搞得鬼哭狼嚎的。再有就是喝酒，接待都是办公室的工作，上面下来的，下来上来的，兄弟单位的，都要出面搞好关系。以至我的酒量进步神速，在后面我会专门写到，暂且不提。
开始工作了，也真正开始领工资了：第一个月212块，到我走的时候好像提到280多了。但是单位没有房间，我与一个在建材局上班的，也是刚毕业的朋友李励兴就住在一个交警朋友的房子了——那是单位分给他的，但他住家里，也就空了出来。当时连床也没有，我们就铺个席子在地上睡了，半年后才有了床。这一住，就是一年多，也同时开始了我们长到现在的友谊，在所有的朋友当中，他跟我是最知己的，那时候，他的收入要比我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花他的钱，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市的常委了。
显然，212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少得可怜的，经常是还没到月底——我们15号发工资，就一干二净了，到最后，只有在房子楼下的饮食店里赊帐。当时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曾经陪老乡到广东拿了一笔现金回来，那是一笔高达20万元的款项——对于月工资才200来块的人来说太多了。可是，挣这钱的人目不识丁，仅有一个好容貌。我遇到了前所未闻未有的困惑，出来了，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家里也得靠你了，可是你才挣那么一点钱，连养活自己都困难。那时候，家里也怏求自己为姐姐找一份工作，在道义上，这是我最值得干的事情，可是对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三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要在上世纪90年代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但我建议姐姐先出来，在一些地方打零工，慢慢等待机会——但这机会，我等到现在也没等来。
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挟”下，我们登记了。她请了几天假回来，我们照了一张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办了。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张床，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这么悄悄地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发英雄帖，广而告之。我倒觉得结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张扬——其实是自己没有钱，想办也办不了，那时候也确实没有心思办这事情。再过一段时间，朱枸夫人居然通过她老爸的关系，调了回来，我们终于住到一起。
一年后，单位集资建房，这个事件对我的打击是空前的，尽管集资的钱只是三万块，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绝无可能的，家里老父亲的病已经已经到了晚期，还要我拿钱回去买药呢！尽管如此，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节，也就是我工作后的一年，再次发病，农历8月23，升天而去，连一天的福都没有享。不但没有享福，我觉得他过得一般人都要清贫，尽管他开着杂货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样的牙刷，上面都没有几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像一张烂鱼网；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话，那点份量，我估计就是老鼠药吃下那么多都没事。我向单位借了3000块钱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筹了点钱，将他安葬了。亲戚全部都是穷人，不可能有钱借给你。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集资。不过单位还是将两间房租给我住，基本上能安顿下来了。
1994年农历的12月一个清晨，女儿出生了。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季节，我在产房外面踱来踱去，不简短地抽着烟，一边聆听里面的响声，心急如焚。到护士将一个皱巴巴的小精灵抱到我前面时，我看着这个小生命，心里涌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湿润了。她投生到这个贫穷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着吃苦。养育小孩的过程乏善可陈，除了辛苦还是辛苦。初为人父的我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由于朱枸夫人没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给女儿喂奶粉，她稍为长大一点后，一个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块钱，我可以捉襟见肘了，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居然连买奶粉的钱也要凑上好久，我感到了无比的悲哀。
那时候，除了生活，还有两件事长期困扰着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问题，靠朋友介绍，她暂时到一家工厂推斗车，一种相当艰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点满足了。二就是越长越高的债务，到了1994年，我的债务已高达5000多元了。如果单靠领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两年才还清。不过畜牧局也算一个不错的单位，年底总会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还上它。这些困惑，几乎将我压垮，所以在我日后有两部中篇小说《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发表后，深得编辑和读者的好评。有一位读者隆恩教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说：尽管现实生活是那么的艰辛无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脉里的，依旧是汩汩深情——与其说是深情，不如说是希望。
这时候，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县文化馆，也就是刚毕业时想要我的那个单位，还是想要我过去，搞专业创作。毕业两年来，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我已经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了。所以这工作对我说也是有点吸引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馆拥有比较多的实业，什么歌舞厅、游乐场、照相馆之类的，他们答应，只要我答应过去，就解决我姐姐的工作，转为合同工，安排在游乐场干活。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在，却要到那种清水衙门。
人们常说，人生最关键的几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经意中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