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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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题。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年级的作文题。我写过很多遍了，但要写好它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曾经希望长大后成为老师、科学家、音乐家等等，现在想起来真是贻笑大方。
其实，我的理想很简单。1983年，我休学在家。我肯定是被无数的农活吓破了胆，得到县公路局招工开考的消息，是修公路的道班人员。居然还有农业人口的名额，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表的。我只想脱离农村，我要当工人，哪怕是修公路的——这是我当时的理想，非常强烈的理想。
后来我考过无数次试，但都没有那次刻骨铭心。我至今还记得一道改错题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以致日后很多地方，包括央视犯了这样的错误时，我都痛心疾首。还有一个名词解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过那次我落榜了。
重新读书后，我一直很努力。我一心就想考一个中专，就想脱离农村。我要像我们村六叔一样，能够在县里当过工人，因为六叔太神气了，坐过火车，见过飞机，什么稀奇的东西都能说出来。但是，在乡镇高中要考上中专谈何容易！你以为现在的大学生，主要想上的，没有不能读大学的，更别说还有补助的中专了。连续两年，我都名落孙山，第一年居然在预考就被刷下了，连高考都没得参加。我实在怀疑家乡的风水，真的没有人能考上，几百年以来还没有先例。不过，如果以现在的目光，把考上大学作为目标，那是要笑掉大牙的——现在只有你想读，大学有的是。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硬着头皮要读书，尽管父亲对我已经深深失望。当时的班主任黄柱昌老师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坚信我是“大学之才”。关键时刻我父亲退让了，我才得继续读书。于是，在1988年，我居然考上了本科——在乡镇高中那太厉害了，这本不是我的理想。至今我还是晕乎乎的。
考上大学后，面对太多的同学，我突然领悟了“天外有天”的真谛。也许，专业本身我毫无兴趣是我不安分的最主要原因。那时候，尽管高考还是“千军万马齐过独木桥”的情形，不过“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滴”的商品经济已经暗流涌动。当时，无论高考能否考上，农村青年均可以以“打工”的形式进城，过上朱枸先生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我很沮丧。仿佛朱枸先生一条筋地以为只有考大学这个“华山一条路”才能攻上某高地，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上去后，才发觉，很多技不如我的人早已捷足先登。像张生、李四、王二麻子他们，他们何德何能啊？可是他们以固有的资源，尽管没有高考，日子过得比朱枸还滋润。更贴切的比喻是，在一个密室里有一个蛋糕，原定谁读书好就可以吃掉它。可是，等一帮读书人蜂拥而至时，规则变了：谁有本事就能吃。（不能再说了）于是，张三比我力大，李四有钱，不屑于这小小的蛋糕，别的地方买了。而王二麻子的姑父是密室看门的，早早让他进去了。于是，我连一根毛都没得。
于是，我的理想又改变了，我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你可以进城，不可以写书吧？于是，从1989年开始，我进行了疯狂地创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且不能错。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抄写2—3万字。疯狂地劳作有了收获，从1989年到毕业，我在《青年文学》《广西文学》《黄金时代》《金色年华》《杂文报》《大学生》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新闻稿。然后，我成为一名作家，又沮丧了。我没想到理想竟然是那么容易就实现的了，然后，我沉入了沉寂之中。它让我想起了我的老乡李栋先生，我和他有一面之缘，他还为我编的杂志写过稿《臭屁虫的喜剧》。30多年前，王云高与李栋合写的小说《彩云归》，那是那个时候很火的一篇小说。《彩云归》1979年5月在《人民文学》发表，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彩云归》可以说是广西文学的一个标志性高峰。可是，他从福建回来之后，生活困顿，所以去开了小食店，过后，听说他死了。他得了全国奖又怎样？屙屎屙出墨水（家乡话：指学问很高）又如何？不是穷困潦倒？
2008年春节前，我毫无预兆地接到了原来同事刘忠恳的信息，他在《南宁晚报》一干就是10年，工作得好好的，可是他说他要辞职，回隆林县种树养羊了！从此以后，几年里，他就在那个没电没水的山上住了下来。后来同事黄君平也去那里小住。2014年，他居然去了泰国，当了一名老师，令我们目瞪口呆（2015年羊年前夕，他从泰国放假回来，仅仅三个月他就学会了泰语，再次令我们大吃一惊。他与君平、光圣等人，再次来看望了我，让我感动）。这样逍遥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读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人的桃花源》说的是一个教师，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十几年，90年代初抛下一切，携手同是北大教师的妻子张梅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外面的世界走着一条和他相反的道路。当两者渐行渐远，真让人羡慕。
现在，我的理想早已经改变了。改革开放告诉我，除了钱，所有的理想都是苍白的。但是，朱枸先生一不能做官，二又没胆量进混社会，一筹莫展。哲人说过：有实力的人仰仗实力，没本事的人依靠幻想。说得对极了。朱枸先生经常流连于彩票店，不辞劳苦地将有限的、可怜的私藏钱购买彩票，希望能中一次大奖——这成为我的最新理想。
看着彩票店里我可怜的身影，家人只用三个字来形容我：神经病！
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现在呢？我的理想很简单，我只想治好我的病。让我自由的走路和说话。但是，这一天很快就来临吗？在康复科，上帝完全没有按常理出牌。和我一样得了脑血管意外疾病的人，比比皆是，一个年轻女孩，仅有17岁，居然得了脑出血。如果用彩票店的对联来说很恰当，左联为：人不分男女老少；右联：地不管东西南北；横批：厄运之前人人平等。
其实，人的理想无时不刻在变化。有人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一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恰恰相反，是每况愈上的。第一种，一个人小时候就立志当个总统，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荒唐，于是成了“做个省长也不错”，省长也是难上加难，于是就梦想做“市长”、“县长”、“镇长”，最后做村长也做不了。第二种就像朱枸先生，当了工人想干部，当了干部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大官，正是“做了皇帝想神仙”，欲壑难填。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迅捷，以致我要发足狂奔才能追赶它们。
于是，我还有一个理想，我觉得像我一样中年得病，从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到拖累家人，实在是最可怜的人。我一直认为是我们走得太快，以至于“过劳死”、“过劳残”，每年我国有40万人，所谓的白领成了最容易中招的人，我们都在奋不顾身地向前，快步行走，从来不关心身边的风景。所以我想成立一个“慢基金”，对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得到帮助。不过，要成立基金，最低也需要800万的资金，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也许，像“愚公移山”一样，有朝一日有人看到朱枸如此为难，于是掏出800万，成立了基金会，那是何等的美好。当然，我不像谷女士，随便成立一个基金会，就有许多大企业送了几亿元，不费吹灰之力。
书上有一段话，叫做人生中最无可奈何的10件事：一是流逝的时间，二是没有选择的出身，三是莫名其妙的孤独，四是无可奈何的遗忘，五是永远的过去，六是别人的嘲笑，七是不可救药的喜欢，八是离你而去的人，九是疾病的痛苦，十是无能为力的牵挂。
其实，人，活着就好。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题。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年级的作文题。我写过很多遍了，但要写好它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曾经希望长大后成为老师、科学家、音乐家等等，现在想起来真是贻笑大方。
其实，我的理想很简单。1983年，我休学在家。我肯定是被无数的农活吓破了胆，得到县公路局招工开考的消息，是修公路的道班人员。居然还有农业人口的名额，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表的。我只想脱离农村，我要当工人，哪怕是修公路的——这是我当时的理想，非常强烈的理想。
后来我考过无数次试，但都没有那次刻骨铭心。我至今还记得一道改错题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以致日后很多地方，包括央视犯了这样的错误时，我都痛心疾首。还有一个名词解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过那次我落榜了。
重新读书后，我一直很努力。我一心就想考一个中专，就想脱离农村。我要像我们村六叔一样，能够在县里当过工人，因为六叔太神气了，坐过火车，见过飞机，什么稀奇的东西都能说出来。但是，在乡镇高中要考上中专谈何容易！你以为现在的大学生，主要想上的，没有不能读大学的，更别说还有补助的中专了。连续两年，我都名落孙山，第一年居然在预考就被刷下了，连高考都没得参加。我实在怀疑家乡的风水，真的没有人能考上，几百年以来还没有先例。不过，如果以现在的目光，把考上大学作为目标，那是要笑掉大牙的——现在只有你想读，大学有的是。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硬着头皮要读书，尽管父亲对我已经深深失望。当时的班主任黄柱昌老师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坚信我是“大学之才”。关键时刻我父亲退让了，我才得继续读书。于是，在1988年，我居然考上了本科——在乡镇高中那太厉害了，这本不是我的理想。至今我还是晕乎乎的。
考上大学后，面对太多的同学，我突然领悟了“天外有天”的真谛。也许，专业本身我毫无兴趣是我不安分的最主要原因。那时候，尽管高考还是“千军万马齐过独木桥”的情形，不过“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滴”的商品经济已经暗流涌动。当时，无论高考能否考上，农村青年均可以以“打工”的形式进城，过上朱枸先生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我很沮丧。仿佛朱枸先生一条筋地以为只有考大学这个“华山一条路”才能攻上某高地，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上去后，才发觉，很多技不如我的人早已捷足先登。像张生、李四、王二麻子他们，他们何德何能啊？可是他们以固有的资源，尽管没有高考，日子过得比朱枸还滋润。更贴切的比喻是，在一个密室里有一个蛋糕，原定谁读书好就可以吃掉它。可是，等一帮读书人蜂拥而至时，规则变了：谁有本事就能吃。（不能再说了）于是，张三比我力大，李四有钱，不屑于这小小的蛋糕，别的地方买了。而王二麻子的姑父是密室看门的，早早让他进去了。于是，我连一根毛都没得。
于是，我的理想又改变了，我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你可以进城，不可以写书吧？于是，从1989年开始，我进行了疯狂地创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且不能错。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抄写2—3万字。疯狂地劳作有了收获，从1989年到毕业，我在《青年文学》《广西文学》《黄金时代》《金色年华》《杂文报》《大学生》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新闻稿。然后，我成为一名作家，又沮丧了。我没想到理想竟然是那么容易就实现的了，然后，我沉入了沉寂之中。它让我想起了我的老乡李栋先生，我和他有一面之缘，他还为我编的杂志写过稿《臭屁虫的喜剧》。30多年前，王云高与李栋合写的小说《彩云归》，那是那个时候很火的一篇小说。《彩云归》1979年5月在《人民文学》发表，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彩云归》可以说是广西文学的一个标志性高峰。可是，他从福建回来之后，生活困顿，所以去开了小食店，过后，听说他死了。他得了全国奖又怎样？屙屎屙出墨水（家乡话：指学问很高）又如何？不是穷困潦倒？
2008年春节前，我毫无预兆地接到了原来同事刘忠恳的信息，他在《南宁晚报》一干就是10年，工作得好好的，可是他说他要辞职，回隆林县种树养羊了！从此以后，几年里，他就在那个没电没水的山上住了下来。后来同事黄君平也去那里小住。2014年，他居然去了泰国，当了一名老师，令我们目瞪口呆（2015年羊年前夕，他从泰国放假回来，仅仅三个月他就学会了泰语，再次令我们大吃一惊。他与君平、光圣等人，再次来看望了我，让我感动）。这样逍遥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读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人的桃花源》说的是一个教师，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十几年，90年代初抛下一切，携手同是北大教师的妻子张梅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外面的世界走着一条和他相反的道路。当两者渐行渐远，真让人羡慕。
现在，我的理想早已经改变了。改革开放告诉我，除了钱，所有的理想都是苍白的。但是，朱枸先生一不能做官，二又没胆量进混社会，一筹莫展。哲人说过：有实力的人仰仗实力，没本事的人依靠幻想。说得对极了。朱枸先生经常流连于彩票店，不辞劳苦地将有限的、可怜的私藏钱购买彩票，希望能中一次大奖——这成为我的最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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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现在呢？我的理想很简单，我只想治好我的病。让我自由的走路和说话。但是，这一天很快就来临吗？在康复科，上帝完全没有按常理出牌。和我一样得了脑血管意外疾病的人，比比皆是，一个年轻女孩，仅有17岁，居然得了脑出血。如果用彩票店的对联来说很恰当，左联为：人不分男女老少；右联：地不管东西南北；横批：厄运之前人人平等。
其实，人的理想无时不刻在变化。有人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一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恰恰相反，是每况愈上的。第一种，一个人小时候就立志当个总统，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荒唐，于是成了“做个省长也不错”，省长也是难上加难，于是就梦想做“市长”、“县长”、“镇长”，最后做村长也做不了。第二种就像朱枸先生，当了工人想干部，当了干部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大官，正是“做了皇帝想神仙”，欲壑难填。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迅捷，以致我要发足狂奔才能追赶它们。
于是，我还有一个理想，我觉得像我一样中年得病，从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到拖累家人，实在是最可怜的人。我一直认为是我们走得太快，以至于“过劳死”、“过劳残”，每年我国有40万人，所谓的白领成了最容易中招的人，我们都在奋不顾身地向前，快步行走，从来不关心身边的风景。所以我想成立一个“慢基金”，对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得到帮助。不过，要成立基金，最低也需要800万的资金，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也许，像“愚公移山”一样，有朝一日有人看到朱枸如此为难，于是掏出800万，成立了基金会，那是何等的美好。当然，我不像谷女士，随便成立一个基金会，就有许多大企业送了几亿元，不费吹灰之力。
书上有一段话，叫做人生中最无可奈何的10件事：一是流逝的时间，二是没有选择的出身，三是莫名其妙的孤独，四是无可奈何的遗忘，五是永远的过去，六是别人的嘲笑，七是不可救药的喜欢，八是离你而去的人，九是疾病的痛苦，十是无能为力的牵挂。
其实，人，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