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1章 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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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看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是也，认为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可谓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二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只是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完全不一样。正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是来自于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长安，一共九次沦陷（当然严格来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大体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可谓遥遥领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所以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然而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其每一项“指数”，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苟延残喘多活几天就算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早在《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其实这么做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给砍了，那么黑云压城之际，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虽然不为藩镇头疼，但却被辽金蒙元折腾。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则是“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此物，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就有七国之乱；在东汉，有军阀混战；在西晋，有八王之乱；甚至于上溯到春秋战国，其实也都是藩镇之乱。可就是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后世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两百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别无分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都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其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
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如果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皇帝宰相通通累死也管不过来。
那么既要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又还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怎么办？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隋朝速亡，没来得及顾及此事，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如现代通信技术之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可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中央也是会蛋疼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其实就是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估摸着，如果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只好叫做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撇开某些行政问题不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藩镇，这其中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当时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那时候的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再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各种使。
看官诸君都知道，唐朝立国前五十年，对外战争那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天可汗”的名号可不是宣传儒家思想得来的，那是硬生生打出来的威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当时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高宗皇帝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种进攻其实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而言之，就是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就广设军镇，划分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上一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这个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以及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着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就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由此可见，正是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导致战区开始变身藩镇。
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兵少而且弱，为了抵御叛军，朝廷只好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临时成立各种草台领导班子，其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真正的藩镇；而起兵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的《元和国计薄》统计为四十八个，《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四十二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有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历史上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曾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之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后来削藩战争的主力。
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其实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里去的，也不过八个而已，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足足有171起，但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的都是藩镇内乱，多数便是士兵杀逐主帅。由此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也可见藩镇内部生变，杀逐主帅几乎已成常态，主帅们一个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将校杀之、废之。
当时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这个平定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谓平叛其实多半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这个麻烦很大，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而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骇人听闻的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廷官军向叛军发起最后进攻，不久后便攻入叛军老巢河北。叛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等举手投降，朝廷将其原地任命为节度使，安史乱遂号称平定。但是河北割据，长达二百年的藩镇动乱史却由此拉开了序幕。虽然绝大多数藩镇不是割据型，绝大多数藩镇动乱也不是对抗中央，但割据藩镇与中央的较量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而李曜之所以看不上李晔这个死后被谥为“昭宗”的大唐天子，原因就在于这个莽撞天子数次轻易动兵，结果又屡屡失败，终于让唐廷中央最后一丝威严消失殆尽，大唐夕阳西下，再无升起。
其实李曜跟许多后世人的观点都不同，他认为唐朝的藩镇除了在最末期之外，别的时候只要中央稍有能力、威望，大多还算是听话的。最关键的是，有那么一批藩镇不仅听话，还相当有能力，若是利用得好，唐朝是足以延续辉煌的。
当初安史刚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备，溜到长安旅游了半个月，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愿的去陕州度假两个月。之后吐蕃也不让代宗消停，连年入寇。
但是事实证明，虽然吐蕃趁乱攫取了唐朝大片领土，甚至还一度攻陷了长安，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真正关键的是因为唐朝军事力量无暇顾及。一旦唐朝军力西顾，吐蕃还是无法应付，他们只在长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赶了出去。其后虽然连年入寇，但也全部失败而回，无功而返，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而相比西北边镇的防御政策，西南边镇则对吐蕃采取了攻势，战绩也比西北边镇辉煌。比如“击吐蕃于西山……攘地数百里”、“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万人。”这种记载，遍布史书。在抵御吐蕃入寇的作战中，浑瑊、马燧、李晟等新一代将领也崭露头角，并且这些将领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过可惜的是，德宗早年虽然颇有太宗之风，可后期遭到失败后，却成了柏杨口中的“猪皇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好在其后的宪宗倒是颇有建树，削藩相对成功——此皆前事，只为承上启下，不再赘述。
言归正传，冯霸一句话问得李元审语塞，当下也不等李元审找到说辞，立刻冷笑一声：“天下大势如此，一旦节帅不仁不义，我等为将校，就不得不为麾下士卒弟兄谋一条生路。如今李克恭贪婪暴戾，身为潞帅，心止河东，竟思将我等潞州兵马拱手送往晋阳！须知朝廷已然决定征伐李克用，届时天兵北伐，我潞州若是依靠沙陀，焉有幸免之理？我今号召诸位同袍起事，不过是带大伙争一条活路罢了！李将军若是不肯，那便放马一战，看我冯霸究竟怕不怕你！”
李元审大怒，环视众人：“尔等俱是李某麾下儿郎，今日亦要持刃向我？”
冯霸身后兵士有些躁动，冯霸立刻高喊一声：“李元审！你若不为那沙陀人效命，愿意带领大伙儿杀回潞州，则我等仍愿奉你为主将！”
李元审怒道：“某若不愿，尔等便要如何？”
冯霸心中得意，李元审果然还是中了他的计策，当下冷然一笑：“若是不愿，便是心不在潞州，我等潞州之人，不愿去往他地，落个死不归家的下场！你既不念同乡之谊、同袍之情，某亦不能罔顾麾下将士，今日便叫你知道什么叫归师勿遏！”
冯霸说着，一只手举起，而后狠狠往前一放，他身后的士卒眼见得李元审到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坚决要跟李克用、李克恭一条心，早已失去耐心，多年的长官威严和情面也顾不得了，当下各自一挺横刀，踏着整齐的点鼓步伐，逐渐逼近！
由于双方距离较近，因而都没有张弓的意思，虽然唐军制式装备中就有“具弓一、矢三十、胡禄（箭囊）一”的说法，但并不是呆板的每到临战都一定先射一阵箭雨，然后挥刀上前。如眼下这般情形，若是张弓射箭，对方必然加速冲锋，彼时自己的箭雨不一定能射杀多少穿了盔甲的敌人，但对方的横刀却是步战利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刀一个，刀刀不必落空，那样的话，战局立即就是一边倒了。
眼下双方的人数是五百比三百，说起来倒都是后院将，只是这后院将虽为牙兵，却因为潞州并非御边藩镇，不产良马，是以都是步军。唐军步军的主要近战兵器便是横刀，横刀为近身肉搏利器，即后世所谓“唐样大刀”，刀身窄而较少微弯，是后来日本刀的鼻祖。还有一样在后世颇为出名的兵器，便是陌刀。陌刀可谓是唐军步战大杀器，也称拍刀，为长柄两刃刀，长约三米，类似三尖两刃刀，主要是精锐的士兵使用，威力很大，唐军名将李嗣业便是陌刀好手。陌刀如果列阵前进，史书形容为“如墙推进，人马俱碎”，甚至李嗣业一个人使用陌刀，史书记载也是“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可见陌刀威力绝伦。不过可惜的是，时至今日的大唐，国力虚耗过甚，陌刀军已经极少极少，而潞州更是完全没有。眼下双方都是出自一军，装备也是一模一样：右手横刀出鞘，左手手牌(一种方形盾)护身，不过甲装都不甚好，而且均非制式，差距较大。有些人身上的甲装残缺破损，有些人干脆没有披甲，远不是电视剧里那种人人甲装齐全的模样。实际上，唐军最盛时期，大约有80%军队可以全身披甲，这在封建时代实在是极大的实力体现，真正大部分朝代都只能做到兵器供给，披甲是很难保障的。就如同眼前的后院将，身为潞州牙兵，一镇精锐，披甲率估摸也顶多就是20%-25%左右，而且没有新甲，都是有破损未能完全修复的旧货。如今这正在对阵的八百人里，全身甲胄齐全的，只有四个人：李元审、冯霸和另外两名小校安建与纪纲。
李元审见事情已经无法善了，也发了狠，同样把手一挥，手下军士也与对方一般无二地横刀出鞘！
由于本是轻装赶往晋阳，鸣金击鼓都无人为之，这一场战斗，注定是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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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看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是也，认为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可谓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二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只是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完全不一样。正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是来自于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长安，一共九次沦陷（当然严格来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大体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可谓遥遥领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所以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然而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其每一项“指数”，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苟延残喘多活几天就算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早在《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其实这么做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给砍了，那么黑云压城之际，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虽然不为藩镇头疼，但却被辽金蒙元折腾。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则是“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此物，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就有七国之乱；在东汉，有军阀混战；在西晋，有八王之乱；甚至于上溯到春秋战国，其实也都是藩镇之乱。可就是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后世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两百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别无分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都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其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
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如果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皇帝宰相通通累死也管不过来。
那么既要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又还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怎么办？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隋朝速亡，没来得及顾及此事，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如现代通信技术之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可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中央也是会蛋疼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其实就是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估摸着，如果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只好叫做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撇开某些行政问题不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藩镇，这其中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当时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那时候的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再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各种使。
看官诸君都知道，唐朝立国前五十年，对外战争那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天可汗”的名号可不是宣传儒家思想得来的，那是硬生生打出来的威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当时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高宗皇帝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种进攻其实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而言之，就是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就广设军镇，划分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上一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这个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以及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着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就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由此可见，正是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导致战区开始变身藩镇。
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兵少而且弱，为了抵御叛军，朝廷只好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临时成立各种草台领导班子，其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真正的藩镇；而起兵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的《元和国计薄》统计为四十八个，《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四十二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有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历史上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曾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之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后来削藩战争的主力。
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其实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里去的，也不过八个而已，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足足有171起，但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的都是藩镇内乱，多数便是士兵杀逐主帅。由此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也可见藩镇内部生变，杀逐主帅几乎已成常态，主帅们一个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将校杀之、废之。
当时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这个平定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谓平叛其实多半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这个麻烦很大，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而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骇人听闻的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廷官军向叛军发起最后进攻，不久后便攻入叛军老巢河北。叛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等举手投降，朝廷将其原地任命为节度使，安史乱遂号称平定。但是河北割据，长达二百年的藩镇动乱史却由此拉开了序幕。虽然绝大多数藩镇不是割据型，绝大多数藩镇动乱也不是对抗中央，但割据藩镇与中央的较量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而李曜之所以看不上李晔这个死后被谥为“昭宗”的大唐天子，原因就在于这个莽撞天子数次轻易动兵，结果又屡屡失败，终于让唐廷中央最后一丝威严消失殆尽，大唐夕阳西下，再无升起。
其实李曜跟许多后世人的观点都不同，他认为唐朝的藩镇除了在最末期之外，别的时候只要中央稍有能力、威望，大多还算是听话的。最关键的是，有那么一批藩镇不仅听话，还相当有能力，若是利用得好，唐朝是足以延续辉煌的。
当初安史刚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备，溜到长安旅游了半个月，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愿的去陕州度假两个月。之后吐蕃也不让代宗消停，连年入寇。
但是事实证明，虽然吐蕃趁乱攫取了唐朝大片领土，甚至还一度攻陷了长安，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真正关键的是因为唐朝军事力量无暇顾及。一旦唐朝军力西顾，吐蕃还是无法应付，他们只在长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赶了出去。其后虽然连年入寇，但也全部失败而回，无功而返，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而相比西北边镇的防御政策，西南边镇则对吐蕃采取了攻势，战绩也比西北边镇辉煌。比如“击吐蕃于西山……攘地数百里”、“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万人。”这种记载，遍布史书。在抵御吐蕃入寇的作战中，浑瑊、马燧、李晟等新一代将领也崭露头角，并且这些将领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过可惜的是，德宗早年虽然颇有太宗之风，可后期遭到失败后，却成了柏杨口中的“猪皇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好在其后的宪宗倒是颇有建树，削藩相对成功——此皆前事，只为承上启下，不再赘述。
言归正传，冯霸一句话问得李元审语塞，当下也不等李元审找到说辞，立刻冷笑一声：“天下大势如此，一旦节帅不仁不义，我等为将校，就不得不为麾下士卒弟兄谋一条生路。如今李克恭贪婪暴戾，身为潞帅，心止河东，竟思将我等潞州兵马拱手送往晋阳！须知朝廷已然决定征伐李克用，届时天兵北伐，我潞州若是依靠沙陀，焉有幸免之理？我今号召诸位同袍起事，不过是带大伙争一条活路罢了！李将军若是不肯，那便放马一战，看我冯霸究竟怕不怕你！”
李元审大怒，环视众人：“尔等俱是李某麾下儿郎，今日亦要持刃向我？”
冯霸身后兵士有些躁动，冯霸立刻高喊一声：“李元审！你若不为那沙陀人效命，愿意带领大伙儿杀回潞州，则我等仍愿奉你为主将！”
李元审怒道：“某若不愿，尔等便要如何？”
冯霸心中得意，李元审果然还是中了他的计策，当下冷然一笑：“若是不愿，便是心不在潞州，我等潞州之人，不愿去往他地，落个死不归家的下场！你既不念同乡之谊、同袍之情，某亦不能罔顾麾下将士，今日便叫你知道什么叫归师勿遏！”
冯霸说着，一只手举起，而后狠狠往前一放，他身后的士卒眼见得李元审到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坚决要跟李克用、李克恭一条心，早已失去耐心，多年的长官威严和情面也顾不得了，当下各自一挺横刀，踏着整齐的点鼓步伐，逐渐逼近！
由于双方距离较近，因而都没有张弓的意思，虽然唐军制式装备中就有“具弓一、矢三十、胡禄（箭囊）一”的说法，但并不是呆板的每到临战都一定先射一阵箭雨，然后挥刀上前。如眼下这般情形，若是张弓射箭，对方必然加速冲锋，彼时自己的箭雨不一定能射杀多少穿了盔甲的敌人，但对方的横刀却是步战利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刀一个，刀刀不必落空，那样的话，战局立即就是一边倒了。
眼下双方的人数是五百比三百，说起来倒都是后院将，只是这后院将虽为牙兵，却因为潞州并非御边藩镇，不产良马，是以都是步军。唐军步军的主要近战兵器便是横刀，横刀为近身肉搏利器，即后世所谓“唐样大刀”，刀身窄而较少微弯，是后来日本刀的鼻祖。还有一样在后世颇为出名的兵器，便是陌刀。陌刀可谓是唐军步战大杀器，也称拍刀，为长柄两刃刀，长约三米，类似三尖两刃刀，主要是精锐的士兵使用，威力很大，唐军名将李嗣业便是陌刀好手。陌刀如果列阵前进，史书形容为“如墙推进，人马俱碎”，甚至李嗣业一个人使用陌刀，史书记载也是“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可见陌刀威力绝伦。不过可惜的是，时至今日的大唐，国力虚耗过甚，陌刀军已经极少极少，而潞州更是完全没有。眼下双方都是出自一军，装备也是一模一样：右手横刀出鞘，左手手牌(一种方形盾)护身，不过甲装都不甚好，而且均非制式，差距较大。有些人身上的甲装残缺破损，有些人干脆没有披甲，远不是电视剧里那种人人甲装齐全的模样。实际上，唐军最盛时期，大约有80%军队可以全身披甲，这在封建时代实在是极大的实力体现，真正大部分朝代都只能做到兵器供给，披甲是很难保障的。就如同眼前的后院将，身为潞州牙兵，一镇精锐，披甲率估摸也顶多就是20%-25%左右，而且没有新甲，都是有破损未能完全修复的旧货。如今这正在对阵的八百人里，全身甲胄齐全的，只有四个人：李元审、冯霸和另外两名小校安建与纪纲。
李元审见事情已经无法善了，也发了狠，同样把手一挥，手下军士也与对方一般无二地横刀出鞘！
由于本是轻装赶往晋阳，鸣金击鼓都无人为之，这一场战斗，注定是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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