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攻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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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孙子所说的火攻，实质上讲的是以“火”助“攻”。“以火佐攻者明”。“佐攻”就是配合作战部队达到歼敌目的。
火攻乃“奇兵”，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孙子指出“火攻”有五种情形，并阐述了“火攻”的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火攻有五种：一是用火烧敌军人马，二是火烧敌军的粮草，三是火攻敌军的辎重，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的运输设施。进行火攻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烟火器材必须先有准备。发火要选择有利的时候，点火要选准有利的日期。有利时候，指天气干燥，有利的日期，指月亮行到“箕”、“壁”、“翼”、“轸”四个星宿的位置时。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位置时，正是有风的日子。
凡是进行火攻，必须根据这五种火攻方式的不同而实施，灵活地派兵配合。火从敌营内烧起，则要迅速派兵从外部策应，火已烧起，而敌营毫无动静，则要冷静观察等待，不要马上进攻；等火势烧得旺盛，视情况可以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从敌营外部放，这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方便就可以放火。火在上风放，不可以逆风进攻。白天风刮的时间长，夜间风就容易停止。凡是率军打仗，军队必须懂得灵活运用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等待条件进行火攻。
因此，用火助攻的，效果显著；用水来配合进攻的，声势强大。用水可以分割断绝敌军，但不能夺敌物质。用水火助攻，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池，而不巩固战果，奖赏有功的士卒是危险的，这叫做“费留”。因此，贤明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战胜攻取的事，明智的将帅要认真地奖励攻战中有功的士卒。
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轻易采取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可轻易用兵，不到危急紧迫时，就不可轻易出战。国君不可凭一时之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有利才用兵，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怨怼可以转变为高兴，国家亡了就不能再复存，士卒死了不能再复活。所以明智的国君对用兵一定要慎重，贤良的将帅对交战一定要警惕，这些都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根本道理。
兵法精粹
火攻的五种机变
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造成的变化，适时运用兵力策应——从敌营内部纵火就要及早在敌营外部策应；如果火势已经燃起，敌人却显得很镇定，这时就应观察等待，不要急着进攻；等火势燃烧到最旺盛时，可攻则攻，不可攻则停止运动；火也可以从敌军营外施放，此时不必等待内应，只要选择适当时机便可纵火。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日风较久，而夜间起风不久便容易停止。
所有军队都应知道这五种火攻的变化运用，并且注意箕、壁、翼、轸四星宿的变化，严防敌人火攻。用火来辅助进攻效果显著；用水来辅助进攻，声势浩大，然而水只能阻隔敌人，无法夺取敌阵地或歼灭敌人。
慎用兵将之道
凡是攻克敌人、战胜敌人，却不能巩固战果，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形做“费留”，也就是长期浪费人力物力的意思。
所以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深思熟虑，将帅一定要认真研究，不是对国家有利，绝不行动；不能得胜，绝不用兵；不是处于存亡危急之际，绝不作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也不可因一时怨怼而出兵作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转变为喜悦，怨怼可以转变为高兴，然而国亡不能再兴、人死不能复生，因而明智的君主用兵一定要谨慎，优秀的将帅用兵一定要心存戒慎，这是安定国家、率领军队的根本道理。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兵家使用范例
曹彬用火灭南唐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赵匡胤命令大将曹彬统率水军进攻金陵的南唐政权。曹彬攻下铜陵、芜湖等地后，直接来到南唐都城金陵。此时已是公元975年正月了。
曹彬挥师进至金陵城外围，南唐的军队背靠金陵城摆下阵势，非常壮观。特别是南唐的水军，扼江而守，一道又一道的栅门，十分坚固，令宋军不敢小觑。
当时正值初春，北风凛冽。曹彬与部将李汉琼观南唐的水寨，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周瑜火烧赤壁的典故来。李汉琼叹道：“可惜没有内应，不然，何不效周郎，来一次火烧金陵！”
曹彬道：“如今西北风猛烈，如用火攻，定可将南唐水军所设的栅门烧毁。到那时，我们乘势攻击，南唐军必然一片混乱，不怕金陵城不破！”李汉琼道：“言之有理！”于是，两人进一步商定火攻的具体措施。
李汉琼命令士兵割取河岸的芦苇装上船，又在芦苇上浇上油料，将小船驶近栅门，点燃油料。顷刻之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顷刻之间将坚固的水栅门烧毁了，小船驶入南唐军的水寨，火焰熊熊的小船迅速引燃了南唐军的战船，南唐水军纷纷跳船逃生乱作一团。曹彬乘势冲杀，一举攻破南唐水寨，兵临金陵城下，将金陵城团团包围。
曹彬对金陵城围而不攻，从春到冬，半年过去了，金陵城内连烧饭的柴草也没有了。南唐国君李煜企图与赵匡胤讲和，赵匡胤一口拒绝了。这一年的11月，曹彬率领宋军全力攻城，城内南唐军士饥寒交迫，无力抵抗，固若金汤的金陵城终于被曹彬攻破，南唐政权至此灭亡。
商战使用范例
商人都是“借东风”的行家
战场上借助火的威力，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夺取战争胜利；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借助一切的外力，亦能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赢得胜利。
在现代商战中，思维敏捷的商人们都是巧“借东风”的行家。1992年3月，湖南常德举办了首届桃花源游园会、国际文化研讨会，商品成交额达918000000元，引进外资项目达57个，这是借“古”生财；巴西的贝利是一代“球王”，“贝利”成了著名商标，这是借“名”生财；温州人通过海外华侨的商店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是借“地”生财……世界名著的船王丹尼尔·洛维洛，从小就梦想着长大后当一名“船王”。不过这个梦想直到他40岁才实现。
当时他连买一艘旧船的钱都没有，为此，他想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他巧妙地利用他为人可靠的信誉，从银行里贷了一笔钱，买了一条旧货轮并把它改装成油轮来出租，然后再利用它来借另一笔款，再买一条船，以此方法循环往复，他便靠着借“船”而由穷小子变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船王。
处世使用范例
信贷是致富的手段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等等，一旦被我们借用，就会使我们脚下如添双轮，背上如插双翼，以他山之石，攻取我渴望之“玉”！
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等于85%的人际关系加15%的专业技术，这种说法也许是言之过重，但好的人际关系对个人成功的重要性却是众所周知的。
查理·塞姆斯19岁时，找到了工作，节省下了一点钱，除此之外，他并不比其他十几岁的孩子富裕。每星期六他都定期到一家银行去存款，该银行的一位职员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个19岁的小青年十分有能力，也懂得钱的价值。因此，当查理决定做棉花生意时，这位银行职员毫不犹豫就贷款给他。这是查理·塞姆斯第一次用银行贷款，当然它不会是最后一笔。于是，让他明白了，银行家可以是朋友。
后来查理成了棉花经纪人，半年后他又成了骡马商人。他当了骡马商人几年后，有两个人找他，请他为他们两人工作。这两位，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可惜他们不会经营，他们的保险公司总是赔钱。见到查理时，他们对查理说：“我们是优秀的推销员，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应当坚持自己的专长——销售。查理，你有良好的经营知识，我们需要你，我们合到一起一定能成功。”于是他们就这样合在一起干了起来。
几年后，查理·塞姆斯收购了他和两个推销员所办的公司的全部股票，靠的仍然是银行贷款。他首先想到的是州立德拉斯银行。在得克萨斯州，大家都明白这个银行愿意出资帮助建设本州，而贷款给查理这样正直、有计划又懂得如何执行计划的人也属于这个银行的业务范围。他成功地得到了这笔贷款。
充分借助人际关系和银行，查理·塞姆斯在10年间把保险公司营业总额从40万美元发展到4000万美元以上。
信贷是诚实致富的手段，而社会关系则是打开商业成功之门的暗码。
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兵家使用范例
刘邦封雍齿定人心
“凶”，指祸患。“命”，名。“费留”，可理解为军费流失。对“费留”的现代色彩的解释是指消耗性的经营、亏本的行动，即徒劳白费。孙子这句话旨在说明打了胜仗，夺取城邑，而不修明政治，及时论功行赏，进一步激扬士气，以巩固胜利成果，则会有祸患。
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功臣，因张良体弱多病，不曾单独领兵，经常作为谋臣，时时跟随在汉王身边，未曾立过战功。刘邦第一个封赏萧何，任为相国。众人不服。刘邦便以“功狗”和“功人”来区分战将和谋臣，坚持对萧何的封赏。确立了分封的原则。
刘邦封完功高劳著的大臣20余人之后，其余诸人日夜争功不决，排不出前后名次，未得行封。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望见诸将经常一起坐在沙中窃窃私语。
刘邦问道：“这些人在说什么？”
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
刘邦不解地问：“天下形势安定，何故造反呢？”
张良答道：“陛下起于布衣百姓，靠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何、曹参等故人中所亲爱者，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这些人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担心因生平过失而被诛，故而相聚谋反。”
刘邦忧道：“这该怎么办呢？”
张良问：“陛下平生所憎的人中，群臣共知的，谁最为甚？”
刘邦说：“雍齿与我有积怨，曾数次窘辱我。我欲杀之，因为其功多，故而不忍。”
张良说：“今日赶忙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连雍齿这样得罪陛下的人都受封了，则人人意志坚定，不再有他心。”
于是刘邦忙设酒宴，慰劳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并令丞相、御史马上定功行封。群臣散宴之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为侯，我们这些人就不用担忧了。”
这起造反风波，因张良的劝谏而被平息。张良很好地保护了刘邦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
商战使用范例
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动的方向，强化正当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罚分明，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或抑制，它通过奖赏，肯定了人才的劳动价值乃至人生价值；通过惩罚，否定了一些错误行为和消极因素。
赏罚分明，是人的利益所在，如果赏罚不明，会产生相应的危害。商鞅说：赏罚不明，就好比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舡楫。他指出赏罚不明就等于失去了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希望。唐代元结《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赏罚分明，必须讲究科学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赏罚据实
惩罚与奖励，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利器。但是在做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只有事实清楚后的惩罚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事实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们会被形式所掩盖。领导必须分清事实与怀疑之间的界线，必须创造让大家看来是公开、诚实、信任的气氛。事实的真相也是难以捉摸的，它并不是在一张纸上提供一套简单的事实，而是穿着多彩的外衣。我们很少能一眼看出真相，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难免出现失误。
为了成功地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弄清事实，不受外界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故意误导，带有偏向，不将事实弄清，领导的威信将大受影响。不但受到惩罚的人满腹委屈，其他明白真相的人看在眼里，也会替他鸣不平。
对待事实问题，还必须区分事实与观点的不同。很多人容易将这两者混淆。例如，他们喜欢将“某人懒惰”、“某人没有竞争性”等作为事实。某人很少主动帮助别人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懒惰者。关键是要抓住核心的事实，能够面对挑战和展开详尽的调查。弄清了核心的事实，才能更好地做出有效的决定。
2赏罚一致
惩罚和奖励的目的都是为使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有时候，由于某些制度或程序的障碍，造成所需要的行为与所惩罚或所奖励的行为之间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达到最初目的。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想请3天假去陪家人郊游，但他的领导没有批准，因为部门最近的工作很紧张，工人们每天都要加班，连星期六也不能休息。有一天，这位保持最高迟到记录的工程师又晚到了30分钟。领导对此十分生气，警告他：“如果你再迟到一次，我将让你停职3天并扣除工资。”你猜第二天谁迟到了？还是这位工程师！那位工程师听到这一警告，为这一难得的机会而沾沾自喜。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郊游的愿望了。于是第2天，他故意去得很晚。如其所料，他被停工3天，扣除3天工资。但他可以出去与家人一起郊游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那位领导也自以为做得正确，他“正确”地维护了管理制度，但部门的工作还是无法按时完成。
以上事例中领导者按常规办事的做法，造成了惩罚行为与惩罚效果的严重脱节。这位领导者敲的警钟最后还是没有敲到实处，反而正中那位工程师的下怀。奖励也是一样，有时造成奖励行为与奖励目的的脱节。领导奖励什么行为，将会得到更多这种行为。虽说赞扬与抚慰是经常性的行为，但也应注意不要奖励所不该奖励的。如果那样，领导将不会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得到所奖励的东西。譬如不慎奖励了一个人，是他投机取巧的工作瞒过了领导的眼睛，那么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将被纵容滋长起来。
3赏有信，罚必果
“信赏必罚”是领导者遵循的用人法则。信赏必罚的重点在于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
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
4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
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而不应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做到赏罚分明，则能事半功倍。
处世使用范例
创业难，守成更难
身为领导，建功立业，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够带领部下们共同成功。可见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任何基业都是以民意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权威来自于民，也用之于民。
唐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致使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纲纪肃正，生产发达，国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问题。
唐太宗问道：“你们认为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大臣房玄龄首先回答：“我以为创业伊始，困难重重，百事待举需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一个个地突破障碍，一个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基业，我以为创业难。”
魏征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而建功立业，但是，又有许多人在贪图安乐中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实，所以我认为，守成比创业难。”
唐太宗听了俩人的意见后，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戎马倥偬，转战沙场，经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创业之难也；而魏征辅助我治理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经常唯恐因富贵而产生骄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无穷祸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难。可见创业与守成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已进入议事日程，我希望诸位大臣能够与我戮力同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口服心服。
我们不得不钦佩太宗的政治头脑以及善于团结部下的艺术。他之所以下了这么一个极具辩证意味的结论，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国家的心声。其实在没争论“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之前，太宗已发现出了问题的端倪：有些大将，因创业已成而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开始脱离部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打起“小算盘”，潜心于经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苗头，故此，太宗提出该问题让大家讨论，希望以此提醒诸位部下切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切勿在和平环境中栽了筋斗。他的作法既未伤害武将们的自尊，又没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原则，可谓一箭双雕！
《贞观正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们应牢记“创业难，守成更难”。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兵家使用范例
曹咎因怒丢成皋
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将帅心理素质的较量。那些较轻浮、易焦躁、好恼怒的将帅，那些缺乏胆识、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畏敌如虎的将帅，往往最先败下阵来。那些稳重、冷静、清醒理智的将帅，那些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果断勇敢、胸怀大度、不屈不挠、顽强奋战、坚忍不拔的将帅，常常能驾驭全局，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能把握自己情绪的将帅，很难控制战争的局势，很难把握战争发展的趋势。于是，孙子告诫将帅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总结的是战争规律，避免由于将帅个人的怒与喜，决定战争的败与胜，国家的亡与存。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3年。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把留守成皋前线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止他东进就行了。”
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设有军需粮库，战略上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回来与你共同出击刘邦。切勿轻率出战。”可是，战势并非如项羽想的那样顺利，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成皋的楚军发动进攻。
起初，曹咎还遵守项羽的军令，尽管汉军一次一次地挑战，他都谨慎地坚守城池，不准任何人出城与汉军交战。刘邦达不到正面交战的目的，便改变策略。他知道曹咎性情暴躁，有勇无谋，就针对这个弱点，设法把楚军引出城来，然后予以消灭。
于是，刘邦派一部分士卒到楚军城边叫骂，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躲在城中做缩头乌龟。连续叫骂了数天，曹咎实在忍不住这口怒气，下令楚军出城作战。
汉军已经养精蓄锐了数月，此时见楚军中计出城，稍一接触，就佯装战败，退向成皋附近的汜水对岸。曹咎见汉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增，指挥楚军渡汜水追击。在汜水沿岸以逸待劳的汉军乘楚军渡至河中心时，立即集中兵力向楚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及，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曹咎自知违反了军令，就在汜水上自杀身亡。刘邦乘胜得成皋。
这一仗，使项羽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储粮基地，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这种严重后果皆源于曹咎不能冷静的“制怒”。如果曹咎能谨遵项羽叮嘱只守不战，就算刘邦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夺取这个战略要地。
商战使用范例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企业的经营者是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样也是企业决策的核心力量，如果企业的经营者感情用事，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从而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0世纪60年代，艾柯卡聘入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始为他们推销汽车。
1970年，艾柯卡推销的“野马牌”汽车获得了巨大成功，遂升职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改革经营措施，推出一种低油耗的小型汽车，这款汽车一上市，立即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可是老福特对艾柯卡的这一举措并不看好，心中满怀嫉妒的福特寻找各种理由解雇了艾柯卡。为了虚荣赶走了为自己赚进35亿美元的艾柯卡，使得他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艾柯卡离开福特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公司看中，克莱斯勒公司对艾柯卡倍加重用。没过多久，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一跃而成为福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福特公司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
重用贤才，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老福特没有突破个人的思想局限，一怒之下赶走了艾柯卡，不仅使得福特公司损失一员大将，而且还使对手克莱斯勒增强了实力。这真是长了他人的志气，而灭了自己的威风。
处世使用范例
袁绍怒杀田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对于领导而言，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而迁怒于下属，迁怒于天下，以至于铸成大错。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田丰是袁绍的谋臣。眼看着曹操的势力日益壮大，袁绍不能容忍，决定攻打曹操占据的许昌。田丰建议袁绍：“曹操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加之许昌防卫甚严，所以不宜出战。”
袁绍自恃兵精粮多，根本不听田丰所言，却说田丰扰乱军心，并把他囚禁起来。不出所料，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袁绍的部下十分惋惜田丰没有随军出征，袁绍也颇为愧悔。而力主与曹操决战的逢纪害怕被袁绍谴责，更担心以后田丰的地位会超过自己，便挑拨离间说：“田丰听说将军失败，鼓掌大笑，因不幸被他言中而高兴不已。”
袁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听信了逢纪的谗言，恼羞成怒，杀了田丰。
袁绍作为田丰的顶头上司，田丰冒犯了他的尊严，而恼羞成怒竟然不问事实真相，就盲目斩杀了田丰，这无疑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同时加速了他的灭亡。
原文
孙子所说的火攻，实质上讲的是以“火”助“攻”。“以火佐攻者明”。“佐攻”就是配合作战部队达到歼敌目的。
火攻乃“奇兵”，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孙子指出“火攻”有五种情形，并阐述了“火攻”的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火攻有五种：一是用火烧敌军人马，二是火烧敌军的粮草，三是火攻敌军的辎重，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的运输设施。进行火攻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烟火器材必须先有准备。发火要选择有利的时候，点火要选准有利的日期。有利时候，指天气干燥，有利的日期，指月亮行到“箕”、“壁”、“翼”、“轸”四个星宿的位置时。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位置时，正是有风的日子。
凡是进行火攻，必须根据这五种火攻方式的不同而实施，灵活地派兵配合。火从敌营内烧起，则要迅速派兵从外部策应，火已烧起，而敌营毫无动静，则要冷静观察等待，不要马上进攻；等火势烧得旺盛，视情况可以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从敌营外部放，这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方便就可以放火。火在上风放，不可以逆风进攻。白天风刮的时间长，夜间风就容易停止。凡是率军打仗，军队必须懂得灵活运用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等待条件进行火攻。
因此，用火助攻的，效果显著；用水来配合进攻的，声势强大。用水可以分割断绝敌军，但不能夺敌物质。用水火助攻，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池，而不巩固战果，奖赏有功的士卒是危险的，这叫做“费留”。因此，贤明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战胜攻取的事，明智的将帅要认真地奖励攻战中有功的士卒。
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轻易采取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可轻易用兵，不到危急紧迫时，就不可轻易出战。国君不可凭一时之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有利才用兵，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怨怼可以转变为高兴，国家亡了就不能再复存，士卒死了不能再复活。所以明智的国君对用兵一定要慎重，贤良的将帅对交战一定要警惕，这些都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根本道理。
兵法精粹
火攻的五种机变
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造成的变化，适时运用兵力策应——从敌营内部纵火就要及早在敌营外部策应；如果火势已经燃起，敌人却显得很镇定，这时就应观察等待，不要急着进攻；等火势燃烧到最旺盛时，可攻则攻，不可攻则停止运动；火也可以从敌军营外施放，此时不必等待内应，只要选择适当时机便可纵火。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日风较久，而夜间起风不久便容易停止。
所有军队都应知道这五种火攻的变化运用，并且注意箕、壁、翼、轸四星宿的变化，严防敌人火攻。用火来辅助进攻效果显著；用水来辅助进攻，声势浩大，然而水只能阻隔敌人，无法夺取敌阵地或歼灭敌人。
慎用兵将之道
凡是攻克敌人、战胜敌人，却不能巩固战果，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形做“费留”，也就是长期浪费人力物力的意思。
所以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深思熟虑，将帅一定要认真研究，不是对国家有利，绝不行动；不能得胜，绝不用兵；不是处于存亡危急之际，绝不作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也不可因一时怨怼而出兵作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转变为喜悦，怨怼可以转变为高兴，然而国亡不能再兴、人死不能复生，因而明智的君主用兵一定要谨慎，优秀的将帅用兵一定要心存戒慎，这是安定国家、率领军队的根本道理。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兵家使用范例
曹彬用火灭南唐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赵匡胤命令大将曹彬统率水军进攻金陵的南唐政权。曹彬攻下铜陵、芜湖等地后，直接来到南唐都城金陵。此时已是公元975年正月了。
曹彬挥师进至金陵城外围，南唐的军队背靠金陵城摆下阵势，非常壮观。特别是南唐的水军，扼江而守，一道又一道的栅门，十分坚固，令宋军不敢小觑。
当时正值初春，北风凛冽。曹彬与部将李汉琼观南唐的水寨，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周瑜火烧赤壁的典故来。李汉琼叹道：“可惜没有内应，不然，何不效周郎，来一次火烧金陵！”
曹彬道：“如今西北风猛烈，如用火攻，定可将南唐水军所设的栅门烧毁。到那时，我们乘势攻击，南唐军必然一片混乱，不怕金陵城不破！”李汉琼道：“言之有理！”于是，两人进一步商定火攻的具体措施。
李汉琼命令士兵割取河岸的芦苇装上船，又在芦苇上浇上油料，将小船驶近栅门，点燃油料。顷刻之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顷刻之间将坚固的水栅门烧毁了，小船驶入南唐军的水寨，火焰熊熊的小船迅速引燃了南唐军的战船，南唐水军纷纷跳船逃生乱作一团。曹彬乘势冲杀，一举攻破南唐水寨，兵临金陵城下，将金陵城团团包围。
曹彬对金陵城围而不攻，从春到冬，半年过去了，金陵城内连烧饭的柴草也没有了。南唐国君李煜企图与赵匡胤讲和，赵匡胤一口拒绝了。这一年的11月，曹彬率领宋军全力攻城，城内南唐军士饥寒交迫，无力抵抗，固若金汤的金陵城终于被曹彬攻破，南唐政权至此灭亡。
商战使用范例
商人都是“借东风”的行家
战场上借助火的威力，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夺取战争胜利；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借助一切的外力，亦能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赢得胜利。
在现代商战中，思维敏捷的商人们都是巧“借东风”的行家。1992年3月，湖南常德举办了首届桃花源游园会、国际文化研讨会，商品成交额达918000000元，引进外资项目达57个，这是借“古”生财；巴西的贝利是一代“球王”，“贝利”成了著名商标，这是借“名”生财；温州人通过海外华侨的商店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是借“地”生财……世界名著的船王丹尼尔·洛维洛，从小就梦想着长大后当一名“船王”。不过这个梦想直到他40岁才实现。
当时他连买一艘旧船的钱都没有，为此，他想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他巧妙地利用他为人可靠的信誉，从银行里贷了一笔钱，买了一条旧货轮并把它改装成油轮来出租，然后再利用它来借另一笔款，再买一条船，以此方法循环往复，他便靠着借“船”而由穷小子变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船王。
处世使用范例
信贷是致富的手段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等等，一旦被我们借用，就会使我们脚下如添双轮，背上如插双翼，以他山之石，攻取我渴望之“玉”！
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等于85%的人际关系加15%的专业技术，这种说法也许是言之过重，但好的人际关系对个人成功的重要性却是众所周知的。
查理·塞姆斯19岁时，找到了工作，节省下了一点钱，除此之外，他并不比其他十几岁的孩子富裕。每星期六他都定期到一家银行去存款，该银行的一位职员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个19岁的小青年十分有能力，也懂得钱的价值。因此，当查理决定做棉花生意时，这位银行职员毫不犹豫就贷款给他。这是查理·塞姆斯第一次用银行贷款，当然它不会是最后一笔。于是，让他明白了，银行家可以是朋友。
后来查理成了棉花经纪人，半年后他又成了骡马商人。他当了骡马商人几年后，有两个人找他，请他为他们两人工作。这两位，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可惜他们不会经营，他们的保险公司总是赔钱。见到查理时，他们对查理说：“我们是优秀的推销员，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应当坚持自己的专长——销售。查理，你有良好的经营知识，我们需要你，我们合到一起一定能成功。”于是他们就这样合在一起干了起来。
几年后，查理·塞姆斯收购了他和两个推销员所办的公司的全部股票，靠的仍然是银行贷款。他首先想到的是州立德拉斯银行。在得克萨斯州，大家都明白这个银行愿意出资帮助建设本州，而贷款给查理这样正直、有计划又懂得如何执行计划的人也属于这个银行的业务范围。他成功地得到了这笔贷款。
充分借助人际关系和银行，查理·塞姆斯在10年间把保险公司营业总额从40万美元发展到4000万美元以上。
信贷是诚实致富的手段，而社会关系则是打开商业成功之门的暗码。
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兵家使用范例
刘邦封雍齿定人心
“凶”，指祸患。“命”，名。“费留”，可理解为军费流失。对“费留”的现代色彩的解释是指消耗性的经营、亏本的行动，即徒劳白费。孙子这句话旨在说明打了胜仗，夺取城邑，而不修明政治，及时论功行赏，进一步激扬士气，以巩固胜利成果，则会有祸患。
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功臣，因张良体弱多病，不曾单独领兵，经常作为谋臣，时时跟随在汉王身边，未曾立过战功。刘邦第一个封赏萧何，任为相国。众人不服。刘邦便以“功狗”和“功人”来区分战将和谋臣，坚持对萧何的封赏。确立了分封的原则。
刘邦封完功高劳著的大臣20余人之后，其余诸人日夜争功不决，排不出前后名次，未得行封。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望见诸将经常一起坐在沙中窃窃私语。
刘邦问道：“这些人在说什么？”
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
刘邦不解地问：“天下形势安定，何故造反呢？”
张良答道：“陛下起于布衣百姓，靠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何、曹参等故人中所亲爱者，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这些人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担心因生平过失而被诛，故而相聚谋反。”
刘邦忧道：“这该怎么办呢？”
张良问：“陛下平生所憎的人中，群臣共知的，谁最为甚？”
刘邦说：“雍齿与我有积怨，曾数次窘辱我。我欲杀之，因为其功多，故而不忍。”
张良说：“今日赶忙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连雍齿这样得罪陛下的人都受封了，则人人意志坚定，不再有他心。”
于是刘邦忙设酒宴，慰劳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并令丞相、御史马上定功行封。群臣散宴之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为侯，我们这些人就不用担忧了。”
这起造反风波，因张良的劝谏而被平息。张良很好地保护了刘邦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
商战使用范例
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动的方向，强化正当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罚分明，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或抑制，它通过奖赏，肯定了人才的劳动价值乃至人生价值；通过惩罚，否定了一些错误行为和消极因素。
赏罚分明，是人的利益所在，如果赏罚不明，会产生相应的危害。商鞅说：赏罚不明，就好比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舡楫。他指出赏罚不明就等于失去了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希望。唐代元结《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赏罚分明，必须讲究科学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赏罚据实
惩罚与奖励，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利器。但是在做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只有事实清楚后的惩罚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事实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们会被形式所掩盖。领导必须分清事实与怀疑之间的界线，必须创造让大家看来是公开、诚实、信任的气氛。事实的真相也是难以捉摸的，它并不是在一张纸上提供一套简单的事实，而是穿着多彩的外衣。我们很少能一眼看出真相，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难免出现失误。
为了成功地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弄清事实，不受外界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故意误导，带有偏向，不将事实弄清，领导的威信将大受影响。不但受到惩罚的人满腹委屈，其他明白真相的人看在眼里，也会替他鸣不平。
对待事实问题，还必须区分事实与观点的不同。很多人容易将这两者混淆。例如，他们喜欢将“某人懒惰”、“某人没有竞争性”等作为事实。某人很少主动帮助别人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懒惰者。关键是要抓住核心的事实，能够面对挑战和展开详尽的调查。弄清了核心的事实，才能更好地做出有效的决定。
2赏罚一致
惩罚和奖励的目的都是为使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有时候，由于某些制度或程序的障碍，造成所需要的行为与所惩罚或所奖励的行为之间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达到最初目的。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想请3天假去陪家人郊游，但他的领导没有批准，因为部门最近的工作很紧张，工人们每天都要加班，连星期六也不能休息。有一天，这位保持最高迟到记录的工程师又晚到了30分钟。领导对此十分生气，警告他：“如果你再迟到一次，我将让你停职3天并扣除工资。”你猜第二天谁迟到了？还是这位工程师！那位工程师听到这一警告，为这一难得的机会而沾沾自喜。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郊游的愿望了。于是第2天，他故意去得很晚。如其所料，他被停工3天，扣除3天工资。但他可以出去与家人一起郊游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那位领导也自以为做得正确，他“正确”地维护了管理制度，但部门的工作还是无法按时完成。
以上事例中领导者按常规办事的做法，造成了惩罚行为与惩罚效果的严重脱节。这位领导者敲的警钟最后还是没有敲到实处，反而正中那位工程师的下怀。奖励也是一样，有时造成奖励行为与奖励目的的脱节。领导奖励什么行为，将会得到更多这种行为。虽说赞扬与抚慰是经常性的行为，但也应注意不要奖励所不该奖励的。如果那样，领导将不会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得到所奖励的东西。譬如不慎奖励了一个人，是他投机取巧的工作瞒过了领导的眼睛，那么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将被纵容滋长起来。
3赏有信，罚必果
“信赏必罚”是领导者遵循的用人法则。信赏必罚的重点在于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
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
4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
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而不应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做到赏罚分明，则能事半功倍。
处世使用范例
创业难，守成更难
身为领导，建功立业，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够带领部下们共同成功。可见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任何基业都是以民意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权威来自于民，也用之于民。
唐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致使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纲纪肃正，生产发达，国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问题。
唐太宗问道：“你们认为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大臣房玄龄首先回答：“我以为创业伊始，困难重重，百事待举需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一个个地突破障碍，一个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基业，我以为创业难。”
魏征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而建功立业，但是，又有许多人在贪图安乐中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实，所以我认为，守成比创业难。”
唐太宗听了俩人的意见后，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戎马倥偬，转战沙场，经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创业之难也；而魏征辅助我治理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经常唯恐因富贵而产生骄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无穷祸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难。可见创业与守成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已进入议事日程，我希望诸位大臣能够与我戮力同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口服心服。
我们不得不钦佩太宗的政治头脑以及善于团结部下的艺术。他之所以下了这么一个极具辩证意味的结论，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国家的心声。其实在没争论“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之前，太宗已发现出了问题的端倪：有些大将，因创业已成而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开始脱离部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打起“小算盘”，潜心于经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苗头，故此，太宗提出该问题让大家讨论，希望以此提醒诸位部下切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切勿在和平环境中栽了筋斗。他的作法既未伤害武将们的自尊，又没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原则，可谓一箭双雕！
《贞观正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们应牢记“创业难，守成更难”。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兵家使用范例
曹咎因怒丢成皋
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将帅心理素质的较量。那些较轻浮、易焦躁、好恼怒的将帅，那些缺乏胆识、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畏敌如虎的将帅，往往最先败下阵来。那些稳重、冷静、清醒理智的将帅，那些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果断勇敢、胸怀大度、不屈不挠、顽强奋战、坚忍不拔的将帅，常常能驾驭全局，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能把握自己情绪的将帅，很难控制战争的局势，很难把握战争发展的趋势。于是，孙子告诫将帅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总结的是战争规律，避免由于将帅个人的怒与喜，决定战争的败与胜，国家的亡与存。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3年。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把留守成皋前线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止他东进就行了。”
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设有军需粮库，战略上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回来与你共同出击刘邦。切勿轻率出战。”可是，战势并非如项羽想的那样顺利，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成皋的楚军发动进攻。
起初，曹咎还遵守项羽的军令，尽管汉军一次一次地挑战，他都谨慎地坚守城池，不准任何人出城与汉军交战。刘邦达不到正面交战的目的，便改变策略。他知道曹咎性情暴躁，有勇无谋，就针对这个弱点，设法把楚军引出城来，然后予以消灭。
于是，刘邦派一部分士卒到楚军城边叫骂，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躲在城中做缩头乌龟。连续叫骂了数天，曹咎实在忍不住这口怒气，下令楚军出城作战。
汉军已经养精蓄锐了数月，此时见楚军中计出城，稍一接触，就佯装战败，退向成皋附近的汜水对岸。曹咎见汉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增，指挥楚军渡汜水追击。在汜水沿岸以逸待劳的汉军乘楚军渡至河中心时，立即集中兵力向楚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及，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曹咎自知违反了军令，就在汜水上自杀身亡。刘邦乘胜得成皋。
这一仗，使项羽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储粮基地，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这种严重后果皆源于曹咎不能冷静的“制怒”。如果曹咎能谨遵项羽叮嘱只守不战，就算刘邦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夺取这个战略要地。
商战使用范例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企业的经营者是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样也是企业决策的核心力量，如果企业的经营者感情用事，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从而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0世纪60年代，艾柯卡聘入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始为他们推销汽车。
1970年，艾柯卡推销的“野马牌”汽车获得了巨大成功，遂升职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改革经营措施，推出一种低油耗的小型汽车，这款汽车一上市，立即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可是老福特对艾柯卡的这一举措并不看好，心中满怀嫉妒的福特寻找各种理由解雇了艾柯卡。为了虚荣赶走了为自己赚进35亿美元的艾柯卡，使得他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艾柯卡离开福特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公司看中，克莱斯勒公司对艾柯卡倍加重用。没过多久，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一跃而成为福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福特公司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
重用贤才，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老福特没有突破个人的思想局限，一怒之下赶走了艾柯卡，不仅使得福特公司损失一员大将，而且还使对手克莱斯勒增强了实力。这真是长了他人的志气，而灭了自己的威风。
处世使用范例
袁绍怒杀田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对于领导而言，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而迁怒于下属，迁怒于天下，以至于铸成大错。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田丰是袁绍的谋臣。眼看着曹操的势力日益壮大，袁绍不能容忍，决定攻打曹操占据的许昌。田丰建议袁绍：“曹操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加之许昌防卫甚严，所以不宜出战。”
袁绍自恃兵精粮多，根本不听田丰所言，却说田丰扰乱军心，并把他囚禁起来。不出所料，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袁绍的部下十分惋惜田丰没有随军出征，袁绍也颇为愧悔。而力主与曹操决战的逢纪害怕被袁绍谴责，更担心以后田丰的地位会超过自己，便挑拨离间说：“田丰听说将军失败，鼓掌大笑，因不幸被他言中而高兴不已。”
袁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听信了逢纪的谗言，恼羞成怒，杀了田丰。
袁绍作为田丰的顶头上司，田丰冒犯了他的尊严，而恼羞成怒竟然不问事实真相，就盲目斩杀了田丰，这无疑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同时加速了他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