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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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发展开端，虽然相对于其他古国文明稍微晚了一些，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大部分古国文明失去传承的时候，中华文化依旧有着自己强大的传承基础，保证中国文化的传承不至于出现真正的中断。
在张嘉师所在的后世，有一句有一点道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别有用心的话，这句话就是相当著名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这一句话之所以确实是有道理，那就是因为在宋朝以及明朝灭亡之后，中华文化的传承确实是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所这一句话别有用心，张嘉师自己就得想一下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那个所谓的东方日出之国的学者……
嘛，先不说别的，继承辽国政治遗产的金国，在汉化程度上相比起辽国，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分割线…………………………………………
有一种观点提及到一个民族汉化的程度的相应设想：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
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
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金国刚吞辽灭宋，入主中原的时候，衣冠服饰确实是在东北苦寒之地的那套，但入住中原后，因为天气湿热，水土不服，很多人死于暑热，厚重的毛裘大衣很快被抛弃。
从太宗开始，就在非正式场合穿戴中原衣冠了，熙宗开始，衣冠开始制度化，全盘照抄唐宋，皇帝登基平天冠衮龙袍，大臣们清一色圆领朝服，帽子也有很长的耳朵，几乎跟宋朝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世章和金朝后期，连发型都全盘汉化了，世宗、章宗和以后的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汉式满发，女真贵族中女真髡发习俗也几乎绝迹。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
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
《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
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
但是金国的军事制度，后世称之为“猛安谋克制度”的军队组建方式，虽然与汉化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种军事制度延续方式。
但是猛安谋克制度的衰落，很明显与金国当其时的政治制度几乎全面进入汉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世宗时代，猛安谋克制实际上面临许多危机。第一，表现为猛安谋克户的贫困、游惰、积弱、腐化；第二意味着猛安谋克军的废弛和猛安谋克的名存实亡。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进八汉地后，女真人深溺于国家供养的享受中、好消费、不好农耕；随着封建化加剧，土地出租给汉人，收益减少，贫富差距出现；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学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战乱之苦、劳动力短缺等等。可以说，大定年间的大规模猛安谋克户迁移，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为了平衡土地状况。
尽管这样，从世宗开始以后的几个皇帝都蝎力挽救猛安谋克的危机，但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战争，或是戍守，都表现出贫、弱、无力、厌战、畏战之象，猛安谋克将领也失去往日雄风。
特别是在宣宗时代，尽管皇帝为了使河北军户免遭战役之苦，而尽数迁往河南，但猛安谋克户仍是旧习不改，游懒、赌博、奢华成风、不事农耕。于是政府为了养活这批人，不得不加重税收，结果导致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信任金朝政府的统治，阶级矛盾激化。
当面对蒙古军队进攻时，金朝已无可用之兵，只好收编义军，抓壮丁人伍，以前成百上千名的猛安谋克军，最少时竟剩三十至一百五十名的小兵团了。可见，猛安谋克制已然崩溃，形同虚设。作为军事组织如此，同军事职能连带的行政职能自然也不复存在。
而在某个意义上，作为女真人的又一个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吸取教训。
因为作为清帝国当中统治能力根本的“八旗制度”，同样是在清帝国迅速汉化之后，很快就步入衰退期，然后失去了其作为支撑清帝国统治的能力。
若非是在一些关键时期，汉军团练的崛起，清帝国的统治恐怕早已经变成历史尘埃。
当然，这么一来，张嘉师还会不会出现在他的那个世界上，恐怕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发展开端，虽然相对于其他古国文明稍微晚了一些，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大部分古国文明失去传承的时候，中华文化依旧有着自己强大的传承基础，保证中国文化的传承不至于出现真正的中断。
在张嘉师所在的后世，有一句有一点道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别有用心的话，这句话就是相当著名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这一句话之所以确实是有道理，那就是因为在宋朝以及明朝灭亡之后，中华文化的传承确实是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所这一句话别有用心，张嘉师自己就得想一下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那个所谓的东方日出之国的学者……
嘛，先不说别的，继承辽国政治遗产的金国，在汉化程度上相比起辽国，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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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提及到一个民族汉化的程度的相应设想：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
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
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金国刚吞辽灭宋，入主中原的时候，衣冠服饰确实是在东北苦寒之地的那套，但入住中原后，因为天气湿热，水土不服，很多人死于暑热，厚重的毛裘大衣很快被抛弃。
从太宗开始，就在非正式场合穿戴中原衣冠了，熙宗开始，衣冠开始制度化，全盘照抄唐宋，皇帝登基平天冠衮龙袍，大臣们清一色圆领朝服，帽子也有很长的耳朵，几乎跟宋朝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世章和金朝后期，连发型都全盘汉化了，世宗、章宗和以后的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汉式满发，女真贵族中女真髡发习俗也几乎绝迹。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
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
《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
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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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国的军事制度，后世称之为“猛安谋克制度”的军队组建方式，虽然与汉化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种军事制度延续方式。
但是猛安谋克制度的衰落，很明显与金国当其时的政治制度几乎全面进入汉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世宗时代，猛安谋克制实际上面临许多危机。第一，表现为猛安谋克户的贫困、游惰、积弱、腐化；第二意味着猛安谋克军的废弛和猛安谋克的名存实亡。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进八汉地后，女真人深溺于国家供养的享受中、好消费、不好农耕；随着封建化加剧，土地出租给汉人，收益减少，贫富差距出现；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学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战乱之苦、劳动力短缺等等。可以说，大定年间的大规模猛安谋克户迁移，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为了平衡土地状况。
尽管这样，从世宗开始以后的几个皇帝都蝎力挽救猛安谋克的危机，但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战争，或是戍守，都表现出贫、弱、无力、厌战、畏战之象，猛安谋克将领也失去往日雄风。
特别是在宣宗时代，尽管皇帝为了使河北军户免遭战役之苦，而尽数迁往河南，但猛安谋克户仍是旧习不改，游懒、赌博、奢华成风、不事农耕。于是政府为了养活这批人，不得不加重税收，结果导致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信任金朝政府的统治，阶级矛盾激化。
当面对蒙古军队进攻时，金朝已无可用之兵，只好收编义军，抓壮丁人伍，以前成百上千名的猛安谋克军，最少时竟剩三十至一百五十名的小兵团了。可见，猛安谋克制已然崩溃，形同虚设。作为军事组织如此，同军事职能连带的行政职能自然也不复存在。
而在某个意义上，作为女真人的又一个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吸取教训。
因为作为清帝国当中统治能力根本的“八旗制度”，同样是在清帝国迅速汉化之后，很快就步入衰退期，然后失去了其作为支撑清帝国统治的能力。
若非是在一些关键时期，汉军团练的崛起，清帝国的统治恐怕早已经变成历史尘埃。
当然，这么一来，张嘉师还会不会出现在他的那个世界上，恐怕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