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七章 大朝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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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是张嘉师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是，他对秦敏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并没有隐瞒太长的时间。请大家搜索（品@书￥网）看最全！更新最快的小说
在赢启继位之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7年的夏天某日，大秦帝国境内出现了不少说明了这一件事情的传单。尽管大秦帝国的情报组织很快就将源头找到，并且迅速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但是大秦帝国内部知道这一件事情的人员并不在少数。
有些居心叵测之徒打算利用这样的事件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低估了张嘉师对眼下大秦帝国的影响力。因为眼下的大秦帝国若非张嘉师的出现，恐怕早已经成为历史的代名词。
而这些人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之余，随即就被当地的官员以法律的相应规定进行处罚，而这些人很多都起码落得一个散播谣言，而处以罚金，判处相应劳役的惩罚。
按照赢启的想法，这些人员的惩处必须要从重处理。但是赢启在听说了一个叫做董仲舒的书生的一句话之后，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而是让事情按照法律来进行处理。
而董仲舒的这句话，就是：
“若是陛下希望让这种谣言成为现实的话，从重处置这些人员，也许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若是陛下希望这种谣言逐渐平息下去的话，那么，按照法令对这些人员进行处置，那么事情或许会很快就平息下去。”
董仲舒说出来的这句话，让赢启不得不深思一番，因为董仲舒的这句话，确实是蕴藏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假如这个真的是谣言的话，那么这一个事情从重处理造谣者，恐怕说明了这样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
在想到了这一点之后，赢启认为他偶然间认识的这个书生有着相应的能耐，于是也不禁放开自己的心胸，跟对方进行很多方面的交谈。
在史书当中有着这一方面的记载：是日，景皇帝与书生董仲舒秉烛夜谈。并且在次日任命其为太学府的教授，并且给予八百石对应的待遇。
可以说，这一次开启了大秦帝国皇室的一个先河。毕竟即使是张嘉师的起步点也没有董仲舒的这种待遇，而哪怕是张良，也比后者的处境要差不少。
这也就是说，董仲舒可以算得上大秦帝国第一位真的是一鸣惊人的官员。
……
而因为张嘉师的出现，这个时候的董仲舒并没有成为一个如同历史那般的儒家代表人物。相反。深受张嘉师以来的大秦帝国的百家争鸣的情况影响，董仲舒更多是一个杂家的代表性人物。
在张嘉师所知道的历史当中。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公羊大师、儒家大儒。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董仲舒对当其时以及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无非就是“天人三策”、“大一统”的两个学说。
“天人三策”的核心部分分为四点，同样也就是这四点，正式开启了汉帝国的儒皮法骨的统治基础：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仁寿，桀、纣行暴****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因为“天人三策”确立儒皮法骨的治国基础，正是董仲舒所强调的一点：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可以说，董仲舒的风格虽然偏向于儒家，糅合黄老之道而进行的融合思维，但是董仲舒并不是如同很多儒生那样，完全否决法家的存在，而是认为法家的存在不可独大专横，必须要辅以德政，让天下的人能够感受到朝廷的恩威。
而大一统学说，虽然并非是董仲舒第一个提出，但是董仲舒当其时给汉武帝的建议，毫无疑问影响了汉武帝以及之后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走势。
西汉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
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以及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
在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当中，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毫无疑问，董仲舒的方式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效果，但是董仲舒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创建的这种制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被后世的儒生刻意歪曲。
就好比是后世的儒生基本上不知道君子六艺那般，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则是更加演变成“文字狱”这种高压手段来愚弄平民。
可以说，董仲舒与孔子一样，其学说以及才学品性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后世有不少人认为董仲舒是儒学荼毒后世的罪魁祸首，张嘉师不得不认为，这些人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张嘉师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自己尽管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但是际遇以及经历完全不同的董仲舒，在被赢启重用之后，大秦帝国也伴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确立以杂家学说为主导，而法家为治国根本的国家方针。
……
这个世界的董仲舒，则是在受到赢启的逐步重用之后，为大秦帝国推行了一连串的相应政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其中以大秦帝国的官员制度，董仲舒认为，哪怕是一个高级官员，他们若是不知道民生的治理，那么他们即使是有着很大的才干，都会脱离实际，下达一些胡乱行事的命令。
赢启虽然并不是太过精通于民生问题，但是在不时进行私访的赢启心中，董仲舒的这个想法，让他认为很有道理。
所以，在赢启去世之前，经过多年时间的逐渐推行，大秦帝国颁布了一个政令，那就是若是担任高级官员者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那么其需要担任县令或者是郡守一年到两年，并且进行考核。
很可惜，这个政令本身有着相当的好处，只不过因为王氏家族以及之后逐渐成型的氏族阶层的出现，这个政令很多时候成为了形同虚设的存在。
而董仲舒作为一个杂家的代表，其言行以及思维方式顾虑到更加全面的范畴，让赢启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当中，有着很多方面的影响。
只不过董仲舒也不是万能，其弱项正好就是董仲舒作为一个书生，很大程度上都无法接触或者是深入了解的兵家。
在董仲舒的影响下，大秦帝国的军事建设陷入缓慢前进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尴尬地步。若非是张家以及其他一些军方世家的支撑，恐怕大秦帝国的军事建设会陷入到倒退的地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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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居心叵测之徒打算利用这样的事件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低估了张嘉师对眼下大秦帝国的影响力。因为眼下的大秦帝国若非张嘉师的出现，恐怕早已经成为历史的代名词。
而这些人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之余，随即就被当地的官员以法律的相应规定进行处罚，而这些人很多都起码落得一个散播谣言，而处以罚金，判处相应劳役的惩罚。
按照赢启的想法，这些人员的惩处必须要从重处理。但是赢启在听说了一个叫做董仲舒的书生的一句话之后，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而是让事情按照法律来进行处理。
而董仲舒的这句话，就是：
“若是陛下希望让这种谣言成为现实的话，从重处置这些人员，也许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若是陛下希望这种谣言逐渐平息下去的话，那么，按照法令对这些人员进行处置，那么事情或许会很快就平息下去。”
董仲舒说出来的这句话，让赢启不得不深思一番，因为董仲舒的这句话，确实是蕴藏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假如这个真的是谣言的话，那么这一个事情从重处理造谣者，恐怕说明了这样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
在想到了这一点之后，赢启认为他偶然间认识的这个书生有着相应的能耐，于是也不禁放开自己的心胸，跟对方进行很多方面的交谈。
在史书当中有着这一方面的记载：是日，景皇帝与书生董仲舒秉烛夜谈。并且在次日任命其为太学府的教授，并且给予八百石对应的待遇。
可以说，这一次开启了大秦帝国皇室的一个先河。毕竟即使是张嘉师的起步点也没有董仲舒的这种待遇，而哪怕是张良，也比后者的处境要差不少。
这也就是说，董仲舒可以算得上大秦帝国第一位真的是一鸣惊人的官员。
……
而因为张嘉师的出现，这个时候的董仲舒并没有成为一个如同历史那般的儒家代表人物。相反。深受张嘉师以来的大秦帝国的百家争鸣的情况影响，董仲舒更多是一个杂家的代表性人物。
在张嘉师所知道的历史当中。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公羊大师、儒家大儒。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董仲舒对当其时以及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无非就是“天人三策”、“大一统”的两个学说。
“天人三策”的核心部分分为四点，同样也就是这四点，正式开启了汉帝国的儒皮法骨的统治基础：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仁寿，桀、纣行暴****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因为“天人三策”确立儒皮法骨的治国基础，正是董仲舒所强调的一点：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可以说，董仲舒的风格虽然偏向于儒家，糅合黄老之道而进行的融合思维，但是董仲舒并不是如同很多儒生那样，完全否决法家的存在，而是认为法家的存在不可独大专横，必须要辅以德政，让天下的人能够感受到朝廷的恩威。
而大一统学说，虽然并非是董仲舒第一个提出，但是董仲舒当其时给汉武帝的建议，毫无疑问影响了汉武帝以及之后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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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以及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
在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当中，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毫无疑问，董仲舒的方式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效果，但是董仲舒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创建的这种制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被后世的儒生刻意歪曲。
就好比是后世的儒生基本上不知道君子六艺那般，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则是更加演变成“文字狱”这种高压手段来愚弄平民。
可以说，董仲舒与孔子一样，其学说以及才学品性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后世有不少人认为董仲舒是儒学荼毒后世的罪魁祸首，张嘉师不得不认为，这些人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张嘉师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自己尽管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但是际遇以及经历完全不同的董仲舒，在被赢启重用之后，大秦帝国也伴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确立以杂家学说为主导，而法家为治国根本的国家方针。
……
这个世界的董仲舒，则是在受到赢启的逐步重用之后，为大秦帝国推行了一连串的相应政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其中以大秦帝国的官员制度，董仲舒认为，哪怕是一个高级官员，他们若是不知道民生的治理，那么他们即使是有着很大的才干，都会脱离实际，下达一些胡乱行事的命令。
赢启虽然并不是太过精通于民生问题，但是在不时进行私访的赢启心中，董仲舒的这个想法，让他认为很有道理。
所以，在赢启去世之前，经过多年时间的逐渐推行，大秦帝国颁布了一个政令，那就是若是担任高级官员者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那么其需要担任县令或者是郡守一年到两年，并且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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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仲舒作为一个杂家的代表，其言行以及思维方式顾虑到更加全面的范畴，让赢启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当中，有着很多方面的影响。
只不过董仲舒也不是万能，其弱项正好就是董仲舒作为一个书生，很大程度上都无法接触或者是深入了解的兵家。
在董仲舒的影响下，大秦帝国的军事建设陷入缓慢前进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尴尬地步。若非是张家以及其他一些军方世家的支撑，恐怕大秦帝国的军事建设会陷入到倒退的地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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