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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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树的嘴里,薛德珠知道了杨柏的孪生兄弟杨松的事。
当年杨柏和杨松被香港那家总公司卷走了所有的货款。
他们哥俩个又欠了诸多下家的货,没有办法的况下,杨松让杨柏回了内地:
“你回老家吧,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妻女等着你,我在这着,不住了,我也就跑路了。”
杨柏回了家,没想到,在薛德珠的引荐下,认识了吴江宝儿。
吴江宝儿欣赏杨柏那张把死人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其接管了自己的在当地的一些业务。
而杨松了一段子,实在熬不下去,就跑回了养父的村里。
养父、养母虽然过世,老屋还在,村里的乡亲也毕竟对他非常的和善。
于是,杨松在那里渡过了最艰难的子。
就在杨松不知未来以何为生的时候,听说了养母那边的亲属中有个表弟,一直在深圳炒股。
从那以后,杨松也开始了炒股的生涯。
直到1992年的8月10,他人生的第二次暗流再一次向他涌来。
那年八月,天气格外的闷。但是仍然阻挡不了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
他们蜂涌前来,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这些人,夜排队,一系列的失控场面,在8月10夜间引发诸多混乱。
深圳市政府曾紧急应对,并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杨松如今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记得跟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的三口之家。
两天前,中年夫妻俩人带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住进了旅馆。
那个孩子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初中生。
8这天是周六,天很晴,的要命。
正放暑假的这个男孩子不到7点就被夫妻两个叫醒。
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他只感觉爸妈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这“打新”的原因自然是,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
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
一般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
“打新”确实能挣钱。
这家三口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已持续疯长几个月。
比如,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闹,同一天里,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7,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
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
认购者凭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
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9至10。
股民很容易算出:
按行,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
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
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
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
所以有人说:
“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
据说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份证。
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当时杨松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
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
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杨松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杨松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
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
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
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那些驻深军人,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
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
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
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
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深圳股市“8·10”狂后,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排队的股民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
而杨松就是里面被小偷拿走了所有现金的,当场晕厥的人。
从杨树的嘴里,薛德珠知道了杨柏的孪生兄弟杨松的事。
当年杨柏和杨松被香港那家总公司卷走了所有的货款。
他们哥俩个又欠了诸多下家的货,没有办法的况下,杨松让杨柏回了内地:
“你回老家吧,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妻女等着你,我在这着,不住了,我也就跑路了。”
杨柏回了家,没想到,在薛德珠的引荐下,认识了吴江宝儿。
吴江宝儿欣赏杨柏那张把死人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其接管了自己的在当地的一些业务。
而杨松了一段子,实在熬不下去,就跑回了养父的村里。
养父、养母虽然过世,老屋还在,村里的乡亲也毕竟对他非常的和善。
于是,杨松在那里渡过了最艰难的子。
就在杨松不知未来以何为生的时候,听说了养母那边的亲属中有个表弟,一直在深圳炒股。
从那以后,杨松也开始了炒股的生涯。
直到1992年的8月10,他人生的第二次暗流再一次向他涌来。
那年八月,天气格外的闷。但是仍然阻挡不了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
他们蜂涌前来,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这些人,夜排队,一系列的失控场面,在8月10夜间引发诸多混乱。
深圳市政府曾紧急应对,并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杨松如今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记得跟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的三口之家。
两天前,中年夫妻俩人带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住进了旅馆。
那个孩子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初中生。
8这天是周六,天很晴,的要命。
正放暑假的这个男孩子不到7点就被夫妻两个叫醒。
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他只感觉爸妈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这“打新”的原因自然是,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
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
一般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
“打新”确实能挣钱。
这家三口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已持续疯长几个月。
比如,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闹,同一天里,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7,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
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
认购者凭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
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9至10。
股民很容易算出:
按行,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
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
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
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
所以有人说:
“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
据说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份证。
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当时杨松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
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
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杨松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杨松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
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
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
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那些驻深军人,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
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
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
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
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深圳股市“8·10”狂后,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排队的股民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
而杨松就是里面被小偷拿走了所有现金的,当场晕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