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五百六十五 救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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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院的存在是苏咏霖对于全体国民付出的一种回馈，也是对民族传统美德一种继承。
比起历朝历代形式大于内容的救济手段，苏咏霖设下的救济院更接近于蔡京的理想。
当年蔡京是真金白银大手笔花钱，给国民搞兜底福利，福利项目之宽广深远旷古烁今，支出财政之庞大弄得统治阶级无法忍受，最后将他罢黜抛弃，使他身败名裂。
虽然他的理想破灭了，儒家门徒们对大同社会的最后一次努力尝试也失败了，但是苏咏霖将其理想中的光辉继承下来了。
洪武三年开始，他就开始下令建设救济院。
到洪武十一年年底，大明每一个县都设下一所综合救济院，属当地复兴会组织监管。
另外救济院虽有专人管理处置，但该县内一切复兴会员不分职务高低，皆有担任志愿者服务于救济院的义务，每年都有义务指标。
救济院专门针对鳏寡孤独者和无人照拂的孤幼儿童，将一县范围内的鳏寡孤独者和孤幼儿童统计出来，纳入福利覆盖范围内。
生活不能自理的鳏寡孤独老者和孤幼儿童会被接到综合救济院里面由国家财政出资赡养。
老者会赡养到寿终，孤幼儿童不单会养育他们成人，也会安排他们入学读书，学习技能。
财政部和复兴会监察部每年都会派人巡查全国各地的救济院，核实当地救济院的账目。
为避免全国各地救济院成为样子、门面工程，苏咏霖还嘱咐各地天网军专门分出一部分精力针对救济院，但凡有发现不法者，立刻上报。
敢有利用救济院物资、现金流牟利者，视为重罪，严惩不贷。
当时有些官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会给朝廷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且赡养鳏寡孤独从来不是朝廷该做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没有什么实质性举动。
苏咏霖反驳了这种看法，一力坚持推动救济院的建立，随后的事实证明，这一部分财政支出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庞大。
在其他各项政策跟得上的前提下，全国各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者需要赡养。
原因就是大家都有土地，有工作，人身安全有保障，人均寿命有了长足进步，一个普通农家家破人亡的概率被苏咏霖竭尽全力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没有土地兼并，就没有那么多家破人亡。
没有那么多家破人亡，也就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
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救济院的财政支出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一個县域之内的鳏寡孤独者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数量。
这属于一个正向循环。
封建王朝那是作茧自缚。
他们原本是毫不关心农民的，但是当青天大老爷把一份包装良好的数据拿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农民到底有多惨的时候，他们便弯下眼角，做出要流泪的样子。
然后他们大力宣扬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给自己盖一层遮羞布，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光芒万丈，好增加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但是又如狗改不了吃屎一般，他们实在是不能压抑自己的欲望，无法拿出他们抢到手的利益给到穷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穷人如果都能喝酒吃肉，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于是他们一边男盗女娼厚颜无耻，一边竭尽全力给人家整破产，闹出那么多鳏寡孤独者，以至于蔡京稍微良心一点，朝廷财政就受不了了。
那是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所以封建社会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福利政策，即使偶尔出现，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流于形式。
这种情况在大明不会重现，苏咏霖不会允许。
眼下看着李伯得到了妥善的照拂，看着他家里那些毫无水分的柴油米面，苏咏霖满意的点了点头。
临走之前，苏咏霖跟着李伯去了前未婚妻一家的陵墓焚香祭拜，聊表心意。
那位前未婚妻在苏咏霖的记忆中是个非常典型的大家闺秀。
就是那种有学识但不完全有学识的传统女性，读书只读《女戒》之类的女德文章，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之类的知识学的满满当当。
要说她是个文化人，倒也的确是个文化人，识文断字能够读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文化人，但是更多的就没有了。
剩下来最擅长的就是女红，还有一些做饭的手艺，完全就是朝着贤妻良母的典范去培养的。
这类人家的姑娘从出生下来就在努力朝着做好妻子这个任务而不断奋斗，一生只为这一件事情。
苏咏霖与她打过几次照面，知道这是个温婉可人的姑娘，也曾想过与她白头偕老，只可惜终究没能成真。
两家曾经也非常友好，若非天意不可违，苏咏霖也会早早结婚，就算要闹革命，也会带着他们家人一起北上。
要是那样的话，今时今日也就大不相同了。
将几柱香插在了墓碑前的香炉中，苏咏霖默默行礼，寄托哀思。
祭拜结束之后，苏咏霖和李伯告别，他让苏长生给李伯留了一个地址，让李伯有什么困难无法在定海解决的，就写信送给苏长生，由苏长生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李伯垂泪拜谢。
苏咏霖与李伯告别之后，前往码头准备离开定海，返回中都。
定海港码头上，苏长生做东，请苏咏霖在一家码头边上的渔夫菜馆里吃一顿践行饭，吃的都是朴实无华的海鱼、贝类和蟹类，价格不贵，很实惠，味道简单，但也非常香。
吃饱喝足，苏咏霖和苏勇登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船只，扬帆起航，向码头上的苏长生告别。
洪武十二年六月初一，苏咏霖顺利抵达天津港，六月初二，苏咏霖返回中都。
返回中都之后，苏咏霖第一时间召开了九人小组会议，将这段时间内中都发生的事情和他们处理的事情做个汇报总结会议，他自己也山东河南等地发生的事情通报一下。
会议从中午开到深夜，大家谈了很多事情。
苏咏霖尤其注重谈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宣传口的事情，他将自己的建议交代了出来，也就是从即日起，宣传口调整口径，把传统的宣传他一个人的模式转变为九人小组的集体宣传。
“此番南下，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经年累月的宣传之下，民众都知道我，了解我，相信我，我很高兴，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只知道我，只了解我，只相信我。
过去，这没什么问题，因为我是皇帝，是大明唯一的领袖，但是很快，咱们的大明就不是帝国了，领导人也不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所以宣传不能再对着我一个人宣传。
试想一下，如果这一次的危机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宣传的前提下发生的，还会酿成如此惨痛的结局吗？还会有人为此牺牲性命吗？百姓还会因为仅仅只相信我而被挑拨吗？”
救济院的存在是苏咏霖对于全体国民付出的一种回馈，也是对民族传统美德一种继承。
比起历朝历代形式大于内容的救济手段，苏咏霖设下的救济院更接近于蔡京的理想。
当年蔡京是真金白银大手笔花钱，给国民搞兜底福利，福利项目之宽广深远旷古烁今，支出财政之庞大弄得统治阶级无法忍受，最后将他罢黜抛弃，使他身败名裂。
虽然他的理想破灭了，儒家门徒们对大同社会的最后一次努力尝试也失败了，但是苏咏霖将其理想中的光辉继承下来了。
洪武三年开始，他就开始下令建设救济院。
到洪武十一年年底，大明每一个县都设下一所综合救济院，属当地复兴会组织监管。
另外救济院虽有专人管理处置，但该县内一切复兴会员不分职务高低，皆有担任志愿者服务于救济院的义务，每年都有义务指标。
救济院专门针对鳏寡孤独者和无人照拂的孤幼儿童，将一县范围内的鳏寡孤独者和孤幼儿童统计出来，纳入福利覆盖范围内。
生活不能自理的鳏寡孤独老者和孤幼儿童会被接到综合救济院里面由国家财政出资赡养。
老者会赡养到寿终，孤幼儿童不单会养育他们成人，也会安排他们入学读书，学习技能。
财政部和复兴会监察部每年都会派人巡查全国各地的救济院，核实当地救济院的账目。
为避免全国各地救济院成为样子、门面工程，苏咏霖还嘱咐各地天网军专门分出一部分精力针对救济院，但凡有发现不法者，立刻上报。
敢有利用救济院物资、现金流牟利者，视为重罪，严惩不贷。
当时有些官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会给朝廷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且赡养鳏寡孤独从来不是朝廷该做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没有什么实质性举动。
苏咏霖反驳了这种看法，一力坚持推动救济院的建立，随后的事实证明，这一部分财政支出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庞大。
在其他各项政策跟得上的前提下，全国各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者需要赡养。
原因就是大家都有土地，有工作，人身安全有保障，人均寿命有了长足进步，一个普通农家家破人亡的概率被苏咏霖竭尽全力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没有土地兼并，就没有那么多家破人亡。
没有那么多家破人亡，也就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
没有那么多鳏寡孤独，救济院的财政支出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一個县域之内的鳏寡孤独者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数量。
这属于一个正向循环。
封建王朝那是作茧自缚。
他们原本是毫不关心农民的，但是当青天大老爷把一份包装良好的数据拿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农民到底有多惨的时候，他们便弯下眼角，做出要流泪的样子。
然后他们大力宣扬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给自己盖一层遮羞布，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光芒万丈，好增加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但是又如狗改不了吃屎一般，他们实在是不能压抑自己的欲望，无法拿出他们抢到手的利益给到穷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穷人如果都能喝酒吃肉，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于是他们一边男盗女娼厚颜无耻，一边竭尽全力给人家整破产，闹出那么多鳏寡孤独者，以至于蔡京稍微良心一点，朝廷财政就受不了了。
那是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所以封建社会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福利政策，即使偶尔出现，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流于形式。
这种情况在大明不会重现，苏咏霖不会允许。
眼下看着李伯得到了妥善的照拂，看着他家里那些毫无水分的柴油米面，苏咏霖满意的点了点头。
临走之前，苏咏霖跟着李伯去了前未婚妻一家的陵墓焚香祭拜，聊表心意。
那位前未婚妻在苏咏霖的记忆中是个非常典型的大家闺秀。
就是那种有学识但不完全有学识的传统女性，读书只读《女戒》之类的女德文章，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之类的知识学的满满当当。
要说她是个文化人，倒也的确是个文化人，识文断字能够读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文化人，但是更多的就没有了。
剩下来最擅长的就是女红，还有一些做饭的手艺，完全就是朝着贤妻良母的典范去培养的。
这类人家的姑娘从出生下来就在努力朝着做好妻子这个任务而不断奋斗，一生只为这一件事情。
苏咏霖与她打过几次照面，知道这是个温婉可人的姑娘，也曾想过与她白头偕老，只可惜终究没能成真。
两家曾经也非常友好，若非天意不可违，苏咏霖也会早早结婚，就算要闹革命，也会带着他们家人一起北上。
要是那样的话，今时今日也就大不相同了。
将几柱香插在了墓碑前的香炉中，苏咏霖默默行礼，寄托哀思。
祭拜结束之后，苏咏霖和李伯告别，他让苏长生给李伯留了一个地址，让李伯有什么困难无法在定海解决的，就写信送给苏长生，由苏长生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李伯垂泪拜谢。
苏咏霖与李伯告别之后，前往码头准备离开定海，返回中都。
定海港码头上，苏长生做东，请苏咏霖在一家码头边上的渔夫菜馆里吃一顿践行饭，吃的都是朴实无华的海鱼、贝类和蟹类，价格不贵，很实惠，味道简单，但也非常香。
吃饱喝足，苏咏霖和苏勇登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船只，扬帆起航，向码头上的苏长生告别。
洪武十二年六月初一，苏咏霖顺利抵达天津港，六月初二，苏咏霖返回中都。
返回中都之后，苏咏霖第一时间召开了九人小组会议，将这段时间内中都发生的事情和他们处理的事情做个汇报总结会议，他自己也山东河南等地发生的事情通报一下。
会议从中午开到深夜，大家谈了很多事情。
苏咏霖尤其注重谈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宣传口的事情，他将自己的建议交代了出来，也就是从即日起，宣传口调整口径，把传统的宣传他一个人的模式转变为九人小组的集体宣传。
“此番南下，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经年累月的宣传之下，民众都知道我，了解我，相信我，我很高兴，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只知道我，只了解我，只相信我。
过去，这没什么问题，因为我是皇帝，是大明唯一的领袖，但是很快，咱们的大明就不是帝国了，领导人也不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所以宣传不能再对着我一个人宣传。
试想一下，如果这一次的危机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宣传的前提下发生的，还会酿成如此惨痛的结局吗？还会有人为此牺牲性命吗？百姓还会因为仅仅只相信我而被挑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