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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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玉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勐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
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玉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勐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