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九三章 工业革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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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小说、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小说，都是贵族小说，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
朝鲜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刘钰的出现，导致了大顺非常顺滑地完成了“西学”与“实学”的切割。
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垄断科学和数学学问，大顺因为刘钰的出现而做的这一次“实学”和“西学”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鲜国是没有做这个完美切割的。
或者说，其立国基础，以及必须执行的“事周”主义，是没办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简单一点，天文学传入了朝鲜，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学引起的对朱子学一整套伦理体系、纲常体系的瓦解，以及朝鲜国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每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李星湖的弟子们，几乎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
其大弟子、星湖学派分裂成左右两派的关键人物安鼎福，历史上就说过【吾党小子，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之其道在是，糜然而从之。然而党议横流之计……】
就是说，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全面反朱子理学，接受新学、实学。
安鼎福就警告权哲身，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们这么搞，是要把整个学派都搞死的。
党争这么严重，到时候，政敌会说咱们整个星湖学派，都是异端。咱们就要在党争中，遭到政敌的打击，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不能这么袖手旁观。
权哲身等少壮派，则认为，不气盛那还是年轻人吗？跟你们一样，暮气沉沉，各种妥协，搞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
现在国家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再不锐气一点，就全完犊子了。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星湖学派分裂，因为党争太烈，不想让整个学派受到影响，就必须做出切割，踢出少壮派，甚至帮助政敌搞清党。
实学派的党争政敌，甚至直接警告过安鼎福：权哲身是聪明人，而全国这样聪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经被异端邪说所蛊惑，都开始搞实学，背弃朱子学，这是即将发生白莲、黄巾之乱的前兆啊！
这大帽子一扣，谁扛得住？聪明人都去当异端了，这是要干啥？
而在此时的历史中，伴随着《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以及引发的“文体反正”运动，使得星湖学派早早做出了抉择。
李瀷自己在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
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教训，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等等，这都是有基础的。
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
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顺的实质，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
这不是党争。
但朝鲜国是不同的，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
那么，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
废话，当然不行。
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罗刹、准噶尔、缅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
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是想干啥？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
自卫？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周边有啥威胁？西洋人的军舰，连马六甲都过不了，你搞军事勋贵，不是准备“帝出乎震”吧？
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
那么，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搞实学，朝鲜肯定要完，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搞实学，必然党争。
党争，激进派必然被毁灭。
所以，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把学派中的激进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让激进派的弟子，去大顺看看，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顺，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
学派内的温和派、和稀泥派，坚守本土，以党争对党争，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进的少壮派，走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
又因为《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极端警惕，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若有病死，则顶替身份，乘坐货船前往大顺。
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
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直接花钱买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来身份卖钱，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
花得起钱润大顺的，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钱还是出得起的，有买卖就有杀害。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隶，去种植园，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
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
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作为藩属，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至少对朝鲜国来说，很不一样。
权哲身就这样，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来到了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为大顺的实学派、泰州学派的残余、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在盐政改革中，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
希望依靠乡约、学校、道德、伦理、分斋教育、教化、爱，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
对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小说、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小说，都是贵族小说，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
朝鲜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刘钰的出现，导致了大顺非常顺滑地完成了“西学”与“实学”的切割。
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垄断科学和数学学问，大顺因为刘钰的出现而做的这一次“实学”和“西学”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鲜国是没有做这个完美切割的。
或者说，其立国基础，以及必须执行的“事周”主义，是没办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简单一点，天文学传入了朝鲜，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学引起的对朱子学一整套伦理体系、纲常体系的瓦解，以及朝鲜国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每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李星湖的弟子们，几乎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
其大弟子、星湖学派分裂成左右两派的关键人物安鼎福，历史上就说过【吾党小子，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之其道在是，糜然而从之。然而党议横流之计……】
就是说，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全面反朱子理学，接受新学、实学。
安鼎福就警告权哲身，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们这么搞，是要把整个学派都搞死的。
党争这么严重，到时候，政敌会说咱们整个星湖学派，都是异端。咱们就要在党争中，遭到政敌的打击，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不能这么袖手旁观。
权哲身等少壮派，则认为，不气盛那还是年轻人吗？跟你们一样，暮气沉沉，各种妥协，搞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
现在国家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再不锐气一点，就全完犊子了。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星湖学派分裂，因为党争太烈，不想让整个学派受到影响，就必须做出切割，踢出少壮派，甚至帮助政敌搞清党。
实学派的党争政敌，甚至直接警告过安鼎福：权哲身是聪明人，而全国这样聪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经被异端邪说所蛊惑，都开始搞实学，背弃朱子学，这是即将发生白莲、黄巾之乱的前兆啊！
这大帽子一扣，谁扛得住？聪明人都去当异端了，这是要干啥？
而在此时的历史中，伴随着《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以及引发的“文体反正”运动，使得星湖学派早早做出了抉择。
李瀷自己在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
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教训，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等等，这都是有基础的。
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
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顺的实质，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
这不是党争。
但朝鲜国是不同的，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
那么，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
废话，当然不行。
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罗刹、准噶尔、缅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
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是想干啥？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
自卫？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周边有啥威胁？西洋人的军舰，连马六甲都过不了，你搞军事勋贵，不是准备“帝出乎震”吧？
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
那么，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搞实学，朝鲜肯定要完，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搞实学，必然党争。
党争，激进派必然被毁灭。
所以，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把学派中的激进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让激进派的弟子，去大顺看看，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顺，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
学派内的温和派、和稀泥派，坚守本土，以党争对党争，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进的少壮派，走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
又因为《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极端警惕，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若有病死，则顶替身份，乘坐货船前往大顺。
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
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直接花钱买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来身份卖钱，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
花得起钱润大顺的，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钱还是出得起的，有买卖就有杀害。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隶，去种植园，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
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
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作为藩属，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至少对朝鲜国来说，很不一样。
权哲身就这样，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来到了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为大顺的实学派、泰州学派的残余、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在盐政改革中，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
希望依靠乡约、学校、道德、伦理、分斋教育、教化、爱，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
对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