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七九章 决胜千里之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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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既是要改，直接动两淮盐区。
还要因为运河被废，需要重新定山西、山东、长芦的盐区。
以及……修淮河水利等问题。
实际上，刘钰想要的盐改，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全部分给四川盐。
反正要动两淮盐商，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
漕运、盐工……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
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从淮安到扬州，全搞废。
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种种棉花、种种粮食，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廉价劳动力提供地”。
这么考虑，有几个原因。
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没有太大兴趣。
但他知道，四川盐井的模式，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
这也意味着，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
至少，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蒸汽机只是个动力，取代马的动力。
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湖南给四川盐，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把蒸汽机推出去。
谁说蒸汽机的使用，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
同时，盐井技术，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既能打上百米的井，技术积累之下，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汽油柴油全扔掉，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
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割两淮肉、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
而对苏南淮北而言。
在刘钰看来，运河被废，实际上，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莫说前八，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
同时，淮河入海，整理灌区……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运河被废，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不管，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
一些次要的问题，比如雨季时候，运河排水冲田；旱天时候，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
也即是说，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马上就要好转了。
淮南是煮盐法，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
淮河入海，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
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
比如西域，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但此时卵用呢？
山东河南，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
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
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
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救助，漕米赈济。
这个此时的“破地方”、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穷苏北”，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
刘钰要说：为了发展工业，让河南种棉花吧。
估计能让人喷死，从皇帝到言官，都得狂喷，这是取死之道。
但要说，让苏北种棉花吧。
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能换到南洋的稻米，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
而且，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
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
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既是要改，直接动两淮盐区。
还要因为运河被废，需要重新定山西、山东、长芦的盐区。
以及……修淮河水利等问题。
实际上，刘钰想要的盐改，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全部分给四川盐。
反正要动两淮盐商，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
漕运、盐工……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
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从淮安到扬州，全搞废。
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种种棉花、种种粮食，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廉价劳动力提供地”。
这么考虑，有几个原因。
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没有太大兴趣。
但他知道，四川盐井的模式，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
这也意味着，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
至少，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蒸汽机只是个动力，取代马的动力。
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湖南给四川盐，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把蒸汽机推出去。
谁说蒸汽机的使用，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
同时，盐井技术，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既能打上百米的井，技术积累之下，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汽油柴油全扔掉，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
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割两淮肉、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
而对苏南淮北而言。
在刘钰看来，运河被废，实际上，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莫说前八，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
同时，淮河入海，整理灌区……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运河被废，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不管，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
一些次要的问题，比如雨季时候，运河排水冲田；旱天时候，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
也即是说，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马上就要好转了。
淮南是煮盐法，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
淮河入海，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
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
比如西域，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但此时卵用呢？
山东河南，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
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
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
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救助，漕米赈济。
这个此时的“破地方”、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穷苏北”，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
刘钰要说：为了发展工业，让河南种棉花吧。
估计能让人喷死，从皇帝到言官，都得狂喷，这是取死之道。
但要说，让苏北种棉花吧。
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能换到南洋的稻米，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
而且，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
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