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零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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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
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