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一章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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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刘钰当成大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类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亦或是唐前期的关陇贵族、亦或是春秋礼崩之前的分封公侯，属于“自己人”。
面对“自己人”，话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
直接说清楚，大顺可以相信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自耕农、府兵和良家子。至于灾民募兵、工厂雇工这种出身的，可以用来对外征战，但不可以作为基本盘。
故而在松江驻扎的部队，必须是以良家子、自耕农、府兵为主。
一旦松江出了事，要么是雇工起事、要么是有资产的大商贾起事，只此两种可能。
而自耕农、或者交血税而不交币税的府兵作为驻军，砍起这两种人来，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
谁是基本盘，谁是可以依靠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一点大顺皇室向来分的很清楚，搞得很明白。
至于刘钰，在皇帝看来或许想法不少，但也绕不开“治国平天下”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或者贵族的终极渴望，只是路线的不同而已。
路线上的不同，还是可以叫一声“爱卿”的，距离“逆贼”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
刘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这时候也只能马屁如潮，山呼万岁，接着户政府尚书的话，大赞陛下英明。但却不会说户政府尚书琢磨的“省钱让退伍兵进手工工场”的想法。
皇帝听着刘钰的马屁，相当开心。因为这里面唯一可能觉得皇帝有可能“因噎废食”的人，就是刘钰。
现在处置方法说完，既证明了自己不会因噎废食，也说清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这时候当然是渴望臣子的夸奖和认同的。
这和权力无关，是否认同，皇帝都会做。但一些人的认同，会让皇帝精神上特别满足。
“鲸侯既然也认为此法甚好，朕且问问你，你对天朝之外的局势了解颇深，不会不知道巴达维亚之事的深层原因。既如此，鲸侯也想过天朝是否有所准备？”
刘钰忙道：“臣觉得巴城之事，其实也根本算不得事。臣于文登练兵，日本大饥馑的前一年，本朝从蓬莱到松江，也爆发了饥荒。数十万人做饿殍，也没什么大事。就巴达维亚那点人，算得什么事呢？”
“况且，当地情况不同。巴达维亚起事之辈，可以高呼‘唐人团结一致’。而陛下就是汉人，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团结其余的汉人呢？是以，臣不是不知道，只是觉得……一条豆虫，恐惧蚂蚁吞噬，于是将蚂蚁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大象。大象低头看看蚂蚁，觉得就这？”
“或者如小马过河，松鼠惊呼此河深不见底、老牛却道此河不过膝盖，岂可一致而论？”
这个比喻并不新鲜，其实还是刻舟求剑的变种，皇帝知道刘钰常说的两个典故，一个是“好治不病以为功或为善谋者无赫赫之名”、另一个便是“刻舟求剑”。
此时再度听类似的比喻，不禁莞尔，笑道：“鲸侯之言，看来果然是琢磨过的。巴达维亚的事，朕也想过，终究还是不可控之事太多。譬如鲸侯说的日本贸易、波斯人挟波斯王以令诸侯终于效曹丕之事等等，此等事着实难控。”
“但再一想，似乎鲸侯的话也有道理。”
“终究，荷兰国兵弱。”
“若将波斯比朝鲜，若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朝自有手段处置、施压。前朝时候，朝鲜王位之争，前明只需一句话，朝鲜便噤若寒蝉；本朝时候，朝鲜王得位有烛影斧声之嫌，天朝礼政府一小吏依旧使之胆寒。”
“若荷兰国能控波斯如朝贡、能制日本如藩属，蔗糖贸易亦不至此。”
皇帝这番话，并不是自大，而是此时眼界放宽了，真的觉得荷兰国兵弱。
人口不过一直属州之丁、地不过天保府大小，数千兵马，纵横南洋，竟无人可敌？
属实让皇帝觉得南洋那些苏丹、佛王，实在是废物。
每每听到荷兰在南洋统治之事，军改之后，皇帝老琢磨着，荷兰若真有种，就来中原闯一闯。等着威海这边海军初成之后，也琢磨着若是此时再有前明天启年间澎湖舟山之事，定要让荷兰国知何为天威。
只觉朕确实不敢去欧罗巴打你，打不过。但在家门口还能让你把朕的舟山占了？
这么一想，又属实觉得南洋诸国未免太好打了些。
不说别的，便是准噶尔部，若在南洋，就荷兰那投送能力，能打的赢准噶尔吗？这属实是个疑问。
李淦这几年也常看世界地图，就是想不明白那马打蓝素丹国之流，怎么就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马？
之前朝中有人反对刘钰的“穷兵黩武”之谏，老觉得打仗太难，风险太大。
如今打完了日本，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刘钰在证明东南沿海的危机又多可怕，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
日本打马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李淦是觉得，毫无问题，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
既如此，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在印度站稳脚跟”之前下南洋，那真是昏庸无道了。
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因噎废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的说法。
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朝鲜都已经被大顺逼着开关、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这朝贡国里，朝鲜就是天花板了，朝鲜都如此，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
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下南洋的想法，只是吐槽了一下荷兰国兵弱。
随后又问道：“这商贾之事，与以往多有不同。不管是刑、户等政府，都需慎重对待。朕所担忧者，唯有一事。就是科举出身的人，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
这话，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问了也是白问。
但皇帝说完这话，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而是望向了刘钰。
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
这时候，刘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这种事都是新事物，科举学的那些玩意，根本管不明白。
或如以前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拿着经书之言、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管理贸易，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似乎就该改革科举。
另一个选择，那便是说“行、没问题，肯定能管明白”。
按照常理，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说什么。
包括皇帝在内。
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皇帝借题发挥，想要借刘钰的口，来吹吹“科举改革”的风。
但没想到的是，刘钰却道：“臣虽不认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物中、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的道理，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科举出身的，一样可以管好。”
“昔者，王荆公虽兴‘新学’、搞‘三舍’。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旧学出身，却搞新学，亦无滞涩。”
“科举选拔，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处置此等小事，当无问题。”
“无非是牛拉犁铧，小牛不会，只要拉上几天，也就会了。朝廷自有法度，若无前例，则立新法便是。所谓，下不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
“日后若边事安定，想来尝试几年，谁都可做好。”
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心道你倒是识大体，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学李卫公“阖门自守”了。
看到皇帝点头，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心道，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多说朝中的情势，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
可以举的例子很多，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
王安石不只是变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识学问的领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
就像是科举一样，你答题，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王安石变法，随后自己搞了“新学”。
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借着《诗经》、《尚书》、《周礼》的新注解，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搞出了荆公新学。
配套三舍法取士、配套官学统一思想，这才是变法。不学荆公新学、不用新的意识，想当官？别想！
用后世的种种，也很容易理解。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
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
朱子学毁了，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
皇帝问这句话，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实学，到底是术？还是其中也有道？
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你是做术的第一人？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做王荆公？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
皇帝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刘钰当成大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类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亦或是唐前期的关陇贵族、亦或是春秋礼崩之前的分封公侯，属于“自己人”。
面对“自己人”，话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
直接说清楚，大顺可以相信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自耕农、府兵和良家子。至于灾民募兵、工厂雇工这种出身的，可以用来对外征战，但不可以作为基本盘。
故而在松江驻扎的部队，必须是以良家子、自耕农、府兵为主。
一旦松江出了事，要么是雇工起事、要么是有资产的大商贾起事，只此两种可能。
而自耕农、或者交血税而不交币税的府兵作为驻军，砍起这两种人来，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
谁是基本盘，谁是可以依靠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一点大顺皇室向来分的很清楚，搞得很明白。
至于刘钰，在皇帝看来或许想法不少，但也绕不开“治国平天下”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或者贵族的终极渴望，只是路线的不同而已。
路线上的不同，还是可以叫一声“爱卿”的，距离“逆贼”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
刘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这时候也只能马屁如潮，山呼万岁，接着户政府尚书的话，大赞陛下英明。但却不会说户政府尚书琢磨的“省钱让退伍兵进手工工场”的想法。
皇帝听着刘钰的马屁，相当开心。因为这里面唯一可能觉得皇帝有可能“因噎废食”的人，就是刘钰。
现在处置方法说完，既证明了自己不会因噎废食，也说清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这时候当然是渴望臣子的夸奖和认同的。
这和权力无关，是否认同，皇帝都会做。但一些人的认同，会让皇帝精神上特别满足。
“鲸侯既然也认为此法甚好，朕且问问你，你对天朝之外的局势了解颇深，不会不知道巴达维亚之事的深层原因。既如此，鲸侯也想过天朝是否有所准备？”
刘钰忙道：“臣觉得巴城之事，其实也根本算不得事。臣于文登练兵，日本大饥馑的前一年，本朝从蓬莱到松江，也爆发了饥荒。数十万人做饿殍，也没什么大事。就巴达维亚那点人，算得什么事呢？”
“况且，当地情况不同。巴达维亚起事之辈，可以高呼‘唐人团结一致’。而陛下就是汉人，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团结其余的汉人呢？是以，臣不是不知道，只是觉得……一条豆虫，恐惧蚂蚁吞噬，于是将蚂蚁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大象。大象低头看看蚂蚁，觉得就这？”
“或者如小马过河，松鼠惊呼此河深不见底、老牛却道此河不过膝盖，岂可一致而论？”
这个比喻并不新鲜，其实还是刻舟求剑的变种，皇帝知道刘钰常说的两个典故，一个是“好治不病以为功或为善谋者无赫赫之名”、另一个便是“刻舟求剑”。
此时再度听类似的比喻，不禁莞尔，笑道：“鲸侯之言，看来果然是琢磨过的。巴达维亚的事，朕也想过，终究还是不可控之事太多。譬如鲸侯说的日本贸易、波斯人挟波斯王以令诸侯终于效曹丕之事等等，此等事着实难控。”
“但再一想，似乎鲸侯的话也有道理。”
“终究，荷兰国兵弱。”
“若将波斯比朝鲜，若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朝自有手段处置、施压。前朝时候，朝鲜王位之争，前明只需一句话，朝鲜便噤若寒蝉；本朝时候，朝鲜王得位有烛影斧声之嫌，天朝礼政府一小吏依旧使之胆寒。”
“若荷兰国能控波斯如朝贡、能制日本如藩属，蔗糖贸易亦不至此。”
皇帝这番话，并不是自大，而是此时眼界放宽了，真的觉得荷兰国兵弱。
人口不过一直属州之丁、地不过天保府大小，数千兵马，纵横南洋，竟无人可敌？
属实让皇帝觉得南洋那些苏丹、佛王，实在是废物。
每每听到荷兰在南洋统治之事，军改之后，皇帝老琢磨着，荷兰若真有种，就来中原闯一闯。等着威海这边海军初成之后，也琢磨着若是此时再有前明天启年间澎湖舟山之事，定要让荷兰国知何为天威。
只觉朕确实不敢去欧罗巴打你，打不过。但在家门口还能让你把朕的舟山占了？
这么一想，又属实觉得南洋诸国未免太好打了些。
不说别的，便是准噶尔部，若在南洋，就荷兰那投送能力，能打的赢准噶尔吗？这属实是个疑问。
李淦这几年也常看世界地图，就是想不明白那马打蓝素丹国之流，怎么就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马？
之前朝中有人反对刘钰的“穷兵黩武”之谏，老觉得打仗太难，风险太大。
如今打完了日本，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刘钰在证明东南沿海的危机又多可怕，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
日本打马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李淦是觉得，毫无问题，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
既如此，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在印度站稳脚跟”之前下南洋，那真是昏庸无道了。
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因噎废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的说法。
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朝鲜都已经被大顺逼着开关、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这朝贡国里，朝鲜就是天花板了，朝鲜都如此，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
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下南洋的想法，只是吐槽了一下荷兰国兵弱。
随后又问道：“这商贾之事，与以往多有不同。不管是刑、户等政府，都需慎重对待。朕所担忧者，唯有一事。就是科举出身的人，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
这话，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问了也是白问。
但皇帝说完这话，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而是望向了刘钰。
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
这时候，刘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这种事都是新事物，科举学的那些玩意，根本管不明白。
或如以前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拿着经书之言、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管理贸易，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似乎就该改革科举。
另一个选择，那便是说“行、没问题，肯定能管明白”。
按照常理，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说什么。
包括皇帝在内。
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皇帝借题发挥，想要借刘钰的口，来吹吹“科举改革”的风。
但没想到的是，刘钰却道：“臣虽不认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物中、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的道理，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科举出身的，一样可以管好。”
“昔者，王荆公虽兴‘新学’、搞‘三舍’。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旧学出身，却搞新学，亦无滞涩。”
“科举选拔，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处置此等小事，当无问题。”
“无非是牛拉犁铧，小牛不会，只要拉上几天，也就会了。朝廷自有法度，若无前例，则立新法便是。所谓，下不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
“日后若边事安定，想来尝试几年，谁都可做好。”
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心道你倒是识大体，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学李卫公“阖门自守”了。
看到皇帝点头，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心道，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多说朝中的情势，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
可以举的例子很多，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
王安石不只是变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识学问的领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
就像是科举一样，你答题，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王安石变法，随后自己搞了“新学”。
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借着《诗经》、《尚书》、《周礼》的新注解，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搞出了荆公新学。
配套三舍法取士、配套官学统一思想，这才是变法。不学荆公新学、不用新的意识，想当官？别想！
用后世的种种，也很容易理解。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
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
朱子学毁了，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
皇帝问这句话，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实学，到底是术？还是其中也有道？
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你是做术的第一人？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做王荆公？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