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混乱、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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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楞格河畔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之时，齐国公的奏折也已经加急飞奔回了京城。
大军还没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经先行回京。
北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还不到告太庙的时候，皇帝借机吹嘘自己指挥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尽皆知。
一时间马屁四起，李淦说不出的受用，更为在意的军中威望也是大涨了一波。
齐国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说内帑密约，但这种事也不可能不和诸臣商议。
禁城天佑殿，大顺天佑殿军国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阁臣们赐座。
军国平章事，听起来仿佛宰相，着实霸气，但实际上距离宰相还差了十条街。
前朝内阁阁臣就自己说过，所谓阁臣首辅，不过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诸曹之权，实则不过一秘书耳。
大顺开国时候的第一批平章军国事们叛的叛、死的死，实无开府之能。到如今几经变革，权责渐渐明确平衡。
为了控制官员选拔，把吏部文选司从吏政府中剥离升格为文谕院，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门隶属于天佑殿。
天佑殿实际上比前朝内阁多了一些监察权和人事权，不过平章军国事们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无直接控制权，天佑殿的实际头目还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内，连带加衔的平章军国事一共六位。
一个是勋贵出身，加权将军；一个是武德宫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举出来的。
但这四个人又是不同的学派，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至少看起来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大顺官方意图推行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作为官方意识。
但理学心学传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乱，如今还处在一个“破而未立”的阶段。
批判理学的多了，可是却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阳明那样的大儒破而后立。
大顺太祖西安建制的时候，东林五虎将之一的惠世扬主持了废八股而专取策论的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复京城、李来亨定江南后，大顺的第一场正规殿试的策论，标志着新朝的风向。
策论题目选自《论语》，也很简单。
“管仲非仁者与？”
策论题目一出，那些嗅觉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风向。
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内圣啊，甚至品出来一丝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乱，整个江南的儒学风气都产生了种种反思和变革。
效伯夷叔齐，自然不食周粟。
子孙后代可以当官，自己却是不干的，这是传统气节。文丞相也不妨碍亲族兄长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为前朝尽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为前朝尽忠，自然要把明末为什么混成这个惨样思索一番。
总得有人出来背锅。
衍圣公府都因为剃发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后人不背锅，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锅了。
于是王阳明就先把这个大锅背了起来。
一时间对他的评价，简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了。
和王安石相提并论，在宋明时节，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人祸乱天下了。
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佛教，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三位一体，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
化身佛，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随缘教化、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其实，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法身佛，即为圣父；报身佛，即为圣灵。
顺带着，又用佛家不杀生，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着儒家的力把佛教殴了一遍，双方甚至发生了教徒互殴、殉教武战、你焚寺庙我烧教堂的情况。
加上王阳明又被一些人认为是“阳儒阴释”，更是跟着一起背了个谈悟性、谈心性误国的大锅。释家节节败退，天主教传播更加凶猛。
还有一部分守旧党则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经义根本不相容，甚至违背。天主教认为用“天主”、“上帝”这些中国词汇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还认为天主教瞎鸡儿用天主、上帝这样的词才是大不敬。
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简直是乱成一团。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他可以悟道，可后来学心学的，很多都学歪了。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加上理学的残余、心学的扭转，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真正的实学难学、立功太难，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立国没几年，夸夸其谈之辈渐多。
天佑殿里的人，总算好些，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但也乱的可以。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剩下四个，一个北派的，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一个南派的，一个心学异端。
色楞格河畔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之时，齐国公的奏折也已经加急飞奔回了京城。
大军还没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经先行回京。
北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还不到告太庙的时候，皇帝借机吹嘘自己指挥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尽皆知。
一时间马屁四起，李淦说不出的受用，更为在意的军中威望也是大涨了一波。
齐国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说内帑密约，但这种事也不可能不和诸臣商议。
禁城天佑殿，大顺天佑殿军国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阁臣们赐座。
军国平章事，听起来仿佛宰相，着实霸气，但实际上距离宰相还差了十条街。
前朝内阁阁臣就自己说过，所谓阁臣首辅，不过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诸曹之权，实则不过一秘书耳。
大顺开国时候的第一批平章军国事们叛的叛、死的死，实无开府之能。到如今几经变革，权责渐渐明确平衡。
为了控制官员选拔，把吏部文选司从吏政府中剥离升格为文谕院，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门隶属于天佑殿。
天佑殿实际上比前朝内阁多了一些监察权和人事权，不过平章军国事们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无直接控制权，天佑殿的实际头目还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内，连带加衔的平章军国事一共六位。
一个是勋贵出身，加权将军；一个是武德宫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举出来的。
但这四个人又是不同的学派，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至少看起来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大顺官方意图推行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作为官方意识。
但理学心学传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乱，如今还处在一个“破而未立”的阶段。
批判理学的多了，可是却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阳明那样的大儒破而后立。
大顺太祖西安建制的时候，东林五虎将之一的惠世扬主持了废八股而专取策论的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复京城、李来亨定江南后，大顺的第一场正规殿试的策论，标志着新朝的风向。
策论题目选自《论语》，也很简单。
“管仲非仁者与？”
策论题目一出，那些嗅觉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风向。
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内圣啊，甚至品出来一丝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乱，整个江南的儒学风气都产生了种种反思和变革。
效伯夷叔齐，自然不食周粟。
子孙后代可以当官，自己却是不干的，这是传统气节。文丞相也不妨碍亲族兄长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为前朝尽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为前朝尽忠，自然要把明末为什么混成这个惨样思索一番。
总得有人出来背锅。
衍圣公府都因为剃发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后人不背锅，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锅了。
于是王阳明就先把这个大锅背了起来。
一时间对他的评价，简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了。
和王安石相提并论，在宋明时节，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人祸乱天下了。
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佛教，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三位一体，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
化身佛，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随缘教化、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其实，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法身佛，即为圣父；报身佛，即为圣灵。
顺带着，又用佛家不杀生，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着儒家的力把佛教殴了一遍，双方甚至发生了教徒互殴、殉教武战、你焚寺庙我烧教堂的情况。
加上王阳明又被一些人认为是“阳儒阴释”，更是跟着一起背了个谈悟性、谈心性误国的大锅。释家节节败退，天主教传播更加凶猛。
还有一部分守旧党则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经义根本不相容，甚至违背。天主教认为用“天主”、“上帝”这些中国词汇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还认为天主教瞎鸡儿用天主、上帝这样的词才是大不敬。
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简直是乱成一团。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他可以悟道，可后来学心学的，很多都学歪了。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加上理学的残余、心学的扭转，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真正的实学难学、立功太难，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立国没几年，夸夸其谈之辈渐多。
天佑殿里的人，总算好些，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但也乱的可以。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剩下四个，一个北派的，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一个南派的，一个心学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