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七章 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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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CDMA技术的研究，开始的并不算太早，但投入的力量实际上却是非常惊人。
胡文海提出的网络中心战思想，在安南自卫反击战、在两伊战争中获得了总参、总装和国防科工委等一系列军工系统相关领域的瞩目。
按照高层领导们对国际战略局势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等对人类生存构成毁灭性威胁的战争，发生的几率已经非常的小。
与之相对的则是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不对称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时有发生。
而信息战、网络战争的模式，可以说对这些小型战争有着极大的优势。
发展信息化和机械化军队，正在逐渐成为军方的整体共识。
而在信息化战争中，制导武器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星。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在没有资源投入到GPS这么大资本项目的情况下，胡文海提出的基站定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要搞基站定位，首先就要求必须掌握战场制电磁权。
解放军八十年代使用的无线通信技术是绝对不适合现代战场复杂电磁环境的，不论是其模拟无线通信的安全性，还是数据传输带宽，战场隐蔽性和抗干扰性，可维护性能和可拓展性……
几乎所有信息战的性能，过往的通信设备都不能满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新一代的数字通信技术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军工系统拿到伊拉克支付的七十亿美元货款的首付之后，立刻就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投入。
新科集团作为另一个投资方，与军工系统联合开发了这一新型的战场数字化系统。
实际上，这套战场数字化系统的本质，就是WCDMA的军事系统。
胡文海与国防科工委达成了协议，这套系统研发成功之后可以参照TF41仿制工程的旧例。军事技术方面军工系统可以自行应用，而民用技术方面专利则归属新科。
这主要是因为新科集团本身拥有巨大的技术实力，不提新科晶圆厂对部队军事信息化的重要性，单是胡文海后来陆续提供的技术资料就足以让CDMA技术取得巨大进展。
扩频、直频、智能天线和序列码的技术上，胡文海就算没实际经验，但至少原理和技术方向还是知道的。
如果没有新科集团的技术支持，部队上要应用CDMA的通信技术还真就不知道要什么年月了。
也正是有了新科集团在CDMA领域的大力投入，解放军的通信技术这两年正经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是给与一部分主力部队配置了战地通信系统，更在国内实验性搞起了军事CDMA网络。
这个名为长城CDMA的实验网虽然只在帝都、魔都、西安和妖都提供服务，但仍然为中国的CDMA技术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实验平台。
经过几年时间建设，如今已经是一个为解放军相关单位60多万用户提供服务的成熟模式了。
但也正因为CDMA涉及到军事用途，国内CDMA网络的发展始终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以至于如今的高通公司，竟然完全不知道中国在CDMA技术上竟然走到了自己的前面。
“斯温总裁，幸不辱命我已经与胡文海先生见过面了。”
刚刚回到酒店，路易斯便迫不及待的拨通了斯温.白的电话，激动的将见面细节和盘托出。
“胡文海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高通公司的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新科集团希望的是向高通派遣有实权的高层职位人员。我们的技术团队被要求必须将研发资料同步提供给中方的实验室，专利方面可以对高通进行授权，但他们有一个一揽子的专利协议，必须搭配授权整套技术而不是单项专利……”
斯温.白在电话的另一头，安静的听着路易斯的叙述。
他虽然没有发表任何评价，但早在路易斯说完第一句话，就已经在心里否定了这些条件。
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高通公司并不是一人股份制公司，最初的股东数量就高达七人。到了现在，高通公司董事会里的股东早就已经达到了十五人，扩张了一倍不止。
对于融资和出售股权，想必这些股东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但要求高通接受一个、甚至可能是几个，新科集团派遣的高层实权职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想达成这个要求，只有一个可能。比如像索尼收购哥伦比亚，手中有哥伦比亚超过半数的股票，自然是可以随意把公司高层换成一个日本人。
如果想保证股东的自身利益，可以要求一个监事会的席位，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但新科集团一方面并不想在高通大举投入——这显然不现实，美国的无线电委员会绝不可能将这么重要的无线电通信标准交给一个中方控股的公司手中。新科集团一旦成为高通的大股东，相当于说CDMA技术在美国市场就是被废掉了。
另一方面，新科又希望能够控制高通的公司经营，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新科集团虽然在CDMA技术上暂时领先，但高通作为美国公司，显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是有力的追赶者和竞争对手。
如果胡文海不部署一定的控制手段，说不定美国人咬咬牙、一发狠两三年时间里，真的就能追上来了。
可也正是因此，斯温.白更不可能允许新科集团在高通部署高层——他确实是想这么做的！
新科集团或许在技术上暂时比高通领先了一部分，但中美两国的科技差距就在那里。只要加大投入，总有反超的时候。
胡文海这一手，相当于把高通彻底压在了附庸的位置上，这是董事会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电话里听完了路易斯的汇报，斯温白心里对胡文海的目的更加笃定了。
看起来，高通恐怕要另外寻找能够“说服”新科集团的办法了。
倒是胡文海提出的那个专利捆绑授权的想法，让斯温白非常感兴趣。这个中国人简直有种神奇的魔力，怎么能提出这么合他胃口的提议？
倒不是高通愿意被强行塞进来一堆被捆绑的专利，而是高通非常有兴趣把这一手在其他公司身上试一试。
低价从其他公司手中获得专利授权，然后将这些专利和CDMA专利捆绑在一起，要求设备生产商必须成套购买……
这主意真是太棒了！
“路易斯，你先在中国安顿下来。”斯温白打起精神，指示道：“对这个局面，董事会和我已经有所预料。中国人的胃口太大，他们恐怕还没有准确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这不奇怪。嘿，胡文海未免太把他那个‘世界首富’的名头当回事了，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认识到差距的。”
“那么我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路易斯问道。
“你就把这段时间当成是一次休假吧，中国不是在召开亚运会吗？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很快就会有人联络你，你会大吃一惊的。”
见斯温白想要打哑谜，路易斯当然更不介意休息一段时间。在中国出差这段时间里，不论他是否工作，出差补助和工资都是照领不误，谁不希望有这样好的机会。
“那好吧，斯温。”路易斯愉快的答应下来：“我会随时等待公司安排的任务。”
“希望真的会有一个惊喜。”
……
中国对于这次的亚运会确实是非常重视，一方面是需要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太需要更多能够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机会了。
虽然有着胡文海的强力援共，但国内的情况说实话看起来仍然并不乐观。
经济上虽然有了不错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却不得不进行大踏步的撤退。
正如胡文海对方剑阁所说，如果不放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绝不会坐视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大量向中国转移的发生。
而改革开放之后日新月异中呈现出的种种负面效应，也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东北的经济虽然没有如同历史上陷入低谷，但社会上人们观念的冲击却仍然不小。这个“共和国长子”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官僚和保守派的最后壁垒。
改革的扫帚不到，顽固的保守派就不会自己跑掉。
胡文海能改变的东西很多，但却很难改变人心。
通过亚运会展现改革带来的成就，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改变人民的观念同样也很重要。
1990年帝都亚运会，如果就这个活动单算经济账，显然是亏本的。但还要看到经济账以外的政治、民心、宣传和对中国在国际上形象的改变，这对一个上升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大赚特赚。
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这些也都是在奥运史上非常成功的例子。而这些奥运会无疑正是发生在日本和韩国重要的上升期，为两国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创造了机会。
这一次中国举办的帝都亚运会，正是希望能够扭转国内和国际上的不利形象。
路易斯放下了工作之后，真正用心在帝都游览起来，顿时能够感受到这个现实中的中国和他想象中那个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国内对CDMA技术的研究，开始的并不算太早，但投入的力量实际上却是非常惊人。
胡文海提出的网络中心战思想，在安南自卫反击战、在两伊战争中获得了总参、总装和国防科工委等一系列军工系统相关领域的瞩目。
按照高层领导们对国际战略局势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等对人类生存构成毁灭性威胁的战争，发生的几率已经非常的小。
与之相对的则是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不对称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时有发生。
而信息战、网络战争的模式，可以说对这些小型战争有着极大的优势。
发展信息化和机械化军队，正在逐渐成为军方的整体共识。
而在信息化战争中，制导武器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星。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在没有资源投入到GPS这么大资本项目的情况下，胡文海提出的基站定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要搞基站定位，首先就要求必须掌握战场制电磁权。
解放军八十年代使用的无线通信技术是绝对不适合现代战场复杂电磁环境的，不论是其模拟无线通信的安全性，还是数据传输带宽，战场隐蔽性和抗干扰性，可维护性能和可拓展性……
几乎所有信息战的性能，过往的通信设备都不能满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新一代的数字通信技术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军工系统拿到伊拉克支付的七十亿美元货款的首付之后，立刻就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投入。
新科集团作为另一个投资方，与军工系统联合开发了这一新型的战场数字化系统。
实际上，这套战场数字化系统的本质，就是WCDMA的军事系统。
胡文海与国防科工委达成了协议，这套系统研发成功之后可以参照TF41仿制工程的旧例。军事技术方面军工系统可以自行应用，而民用技术方面专利则归属新科。
这主要是因为新科集团本身拥有巨大的技术实力，不提新科晶圆厂对部队军事信息化的重要性，单是胡文海后来陆续提供的技术资料就足以让CDMA技术取得巨大进展。
扩频、直频、智能天线和序列码的技术上，胡文海就算没实际经验，但至少原理和技术方向还是知道的。
如果没有新科集团的技术支持，部队上要应用CDMA的通信技术还真就不知道要什么年月了。
也正是有了新科集团在CDMA领域的大力投入，解放军的通信技术这两年正经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是给与一部分主力部队配置了战地通信系统，更在国内实验性搞起了军事CDMA网络。
这个名为长城CDMA的实验网虽然只在帝都、魔都、西安和妖都提供服务，但仍然为中国的CDMA技术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实验平台。
经过几年时间建设，如今已经是一个为解放军相关单位60多万用户提供服务的成熟模式了。
但也正因为CDMA涉及到军事用途，国内CDMA网络的发展始终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以至于如今的高通公司，竟然完全不知道中国在CDMA技术上竟然走到了自己的前面。
“斯温总裁，幸不辱命我已经与胡文海先生见过面了。”
刚刚回到酒店，路易斯便迫不及待的拨通了斯温.白的电话，激动的将见面细节和盘托出。
“胡文海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高通公司的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新科集团希望的是向高通派遣有实权的高层职位人员。我们的技术团队被要求必须将研发资料同步提供给中方的实验室，专利方面可以对高通进行授权，但他们有一个一揽子的专利协议，必须搭配授权整套技术而不是单项专利……”
斯温.白在电话的另一头，安静的听着路易斯的叙述。
他虽然没有发表任何评价，但早在路易斯说完第一句话，就已经在心里否定了这些条件。
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高通公司并不是一人股份制公司，最初的股东数量就高达七人。到了现在，高通公司董事会里的股东早就已经达到了十五人，扩张了一倍不止。
对于融资和出售股权，想必这些股东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但要求高通接受一个、甚至可能是几个，新科集团派遣的高层实权职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想达成这个要求，只有一个可能。比如像索尼收购哥伦比亚，手中有哥伦比亚超过半数的股票，自然是可以随意把公司高层换成一个日本人。
如果想保证股东的自身利益，可以要求一个监事会的席位，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但新科集团一方面并不想在高通大举投入——这显然不现实，美国的无线电委员会绝不可能将这么重要的无线电通信标准交给一个中方控股的公司手中。新科集团一旦成为高通的大股东，相当于说CDMA技术在美国市场就是被废掉了。
另一方面，新科又希望能够控制高通的公司经营，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新科集团虽然在CDMA技术上暂时领先，但高通作为美国公司，显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是有力的追赶者和竞争对手。
如果胡文海不部署一定的控制手段，说不定美国人咬咬牙、一发狠两三年时间里，真的就能追上来了。
可也正是因此，斯温.白更不可能允许新科集团在高通部署高层——他确实是想这么做的！
新科集团或许在技术上暂时比高通领先了一部分，但中美两国的科技差距就在那里。只要加大投入，总有反超的时候。
胡文海这一手，相当于把高通彻底压在了附庸的位置上，这是董事会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电话里听完了路易斯的汇报，斯温白心里对胡文海的目的更加笃定了。
看起来，高通恐怕要另外寻找能够“说服”新科集团的办法了。
倒是胡文海提出的那个专利捆绑授权的想法，让斯温白非常感兴趣。这个中国人简直有种神奇的魔力，怎么能提出这么合他胃口的提议？
倒不是高通愿意被强行塞进来一堆被捆绑的专利，而是高通非常有兴趣把这一手在其他公司身上试一试。
低价从其他公司手中获得专利授权，然后将这些专利和CDMA专利捆绑在一起，要求设备生产商必须成套购买……
这主意真是太棒了！
“路易斯，你先在中国安顿下来。”斯温白打起精神，指示道：“对这个局面，董事会和我已经有所预料。中国人的胃口太大，他们恐怕还没有准确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这不奇怪。嘿，胡文海未免太把他那个‘世界首富’的名头当回事了，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认识到差距的。”
“那么我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路易斯问道。
“你就把这段时间当成是一次休假吧，中国不是在召开亚运会吗？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很快就会有人联络你，你会大吃一惊的。”
见斯温白想要打哑谜，路易斯当然更不介意休息一段时间。在中国出差这段时间里，不论他是否工作，出差补助和工资都是照领不误，谁不希望有这样好的机会。
“那好吧，斯温。”路易斯愉快的答应下来：“我会随时等待公司安排的任务。”
“希望真的会有一个惊喜。”
……
中国对于这次的亚运会确实是非常重视，一方面是需要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太需要更多能够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机会了。
虽然有着胡文海的强力援共，但国内的情况说实话看起来仍然并不乐观。
经济上虽然有了不错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却不得不进行大踏步的撤退。
正如胡文海对方剑阁所说，如果不放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绝不会坐视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大量向中国转移的发生。
而改革开放之后日新月异中呈现出的种种负面效应，也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东北的经济虽然没有如同历史上陷入低谷，但社会上人们观念的冲击却仍然不小。这个“共和国长子”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官僚和保守派的最后壁垒。
改革的扫帚不到，顽固的保守派就不会自己跑掉。
胡文海能改变的东西很多，但却很难改变人心。
通过亚运会展现改革带来的成就，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改变人民的观念同样也很重要。
1990年帝都亚运会，如果就这个活动单算经济账，显然是亏本的。但还要看到经济账以外的政治、民心、宣传和对中国在国际上形象的改变，这对一个上升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大赚特赚。
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这些也都是在奥运史上非常成功的例子。而这些奥运会无疑正是发生在日本和韩国重要的上升期，为两国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创造了机会。
这一次中国举办的帝都亚运会，正是希望能够扭转国内和国际上的不利形象。
路易斯放下了工作之后，真正用心在帝都游览起来，顿时能够感受到这个现实中的中国和他想象中那个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